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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年轻人的愤怒背后，是他们错位的人生定位。而这与政府的角色错位也有很紧密的关联，伊朗政府不仅没有扮演好应有的角色，还惯坏了一群人。
2017年岁末，就在全世界各地都在热烈庆祝新年到来之际，伊朗却发生了全国性的反政府抗议示威活动。此次示威抗议运动始发于伊朗第二大城市，也是伊朗重要的宗教圣城马什哈德。12月28日，部分民众聚集在马什哈德市政府门前高喊“鲁哈尼去死” 等口号，抗议鸡蛋等生活物资的价格飞涨。随后，这一抗议消息通过社交媒体Telegram在伊朗各地民众中迅速流传，最终引发德黑兰、克尔曼，伊斯法罕、库姆、拉施特、加兹温、哈马丹、萨里、克尔曼沙、阿瓦士等众多城市的抗议示威游行活动。
在德黑兰，部分示威群众大喊“阿訇德去死” 并掀倒印有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头像的巨型广告牌；在宗教圣城库姆和马什哈德等地，抗议民众高喊“礼萨汗，神保佑你” “专制去死” 的口号等。几乎在所有爆发抗议活动的城市里，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暴力冲突，整个事件大约持续了近一周的时间。2018年1月3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指挥官默罕默德·阿里·贾法里宣布伊朗2017年岁末发生的“骚乱” 已经平息。据相关报道，该事件共造成21人死亡，500多人被捕。
纵观此次事件，出现了很多攻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挑战伊斯兰革命政权的口号，这打破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后所有政治运动的禁忌。虽然此次抗议示威活动的爆发直接导火索是物价上涨等民生问题，但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其背后有很多深层原因。一位出租车司机在和笔者交谈时所说的话有一定的代表性：“鸡蛋贵，物价上涨，这都是借口而已。近40年了，伊朗人民已经觉醒了，对这个政权彻底失望了，受够了……”
与时代脱轨的内外政策
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后, 伊朗建立了以伊斯兰价值为核心的伊斯兰政府，同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按照霍梅尼思想对整个社会进行全面的伊斯兰改造。霍梅尼思想的核心价值对内表现为重伊斯兰精神价值而轻经济利益，对外则强调穆斯林世界大团结和输出伊斯兰革命。
霍梅尼一再强调：“伊斯兰革命主要不是为了在物质的生活水准上有多大的提高，而是要传播伊斯兰的精神价值。”他尤其告诫年轻人，“要肩负起建立伊斯兰政府的责任，抛弃心中的消沉和冷漠，坚持不懈地宣传伊斯兰教”并对他们指出，“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保障未来的生活”，而是追求成为伊斯兰教法学家和伊斯兰教的“受托人”。
在这种精神价值至上的意识形态的总体引导下，伊朗社会政治经济的整体发展受限于经济发展给意识形态发展让位的总体框架之内，从而导致伊朗社会从根本上缺乏进行社会政治改革、发展经济的内在动力。时至今日，霍梅尼的这种意识形态依然影响着伊朗政治经济的发展。
在伊朗有一种观点称，现总统鲁哈尼第二任总统就职仪式之前，他和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就针对意识形态问题进行了一场隔空喊话式的论战。哈梅内伊认为作为伊斯兰共和国的最高宗教领袖，他必须坚决确保伊朗国家性质的伊斯兰特性，做好伊斯兰教的“受托人”。而鲁哈尼则更多强调个体角度，认为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确是最为高尚的、不可置疑的、真正的伊斯兰教的“受托人”，但是作为一个拥有8000万人口的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必须考虑如何支持政府采取一定的改革措施以促进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
霍梅尼的意识形态至上的理念反映在经济政策上，对内更多的是采取“站在弱者和工人一边”的抑富济贫的经济措施，以确保伊斯兰社会的公正性和正义性，同时坚持伊斯兰革命政权对主要经济命脉的掌控；对外则是“确保经济独立，优先提供本国的资本、商品与技术。在商业和制造上优先考虑本国产的商品”，以防止外国经济和资本对伊朗经济的统治。
内贾德担任伊朗总统时期，其粗放的撒钱式补贴政策就是这一思想路线的最好例证。时至今日，伊朗国民依然享受着人均每月48.5万里亚尔（约合80元人民币）的石油分红。虽然这一政策赢得了部分民众的支持，但也使得伊朗的通货膨胀率大幅上涨，2007年曾一度达到29%，并使得那一时期伊朗丰厚的石油收入化整为零，没有转化为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资本，伊朗失去了一次经济改革的难得机会。
据相关研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前控制着伊朗国民经济的25%至40%的部分，在许多行业都处于垄断地位，这被认为是造成伊朗经济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这种经济政策更是让外国投资者望而却步。
就在一年前，伊朗的外商投资法还规定外商不可以独资，必须和伊朗人合股且伊朗人必须占51%的股份。2016年，哈梅内伊提出“抵御型经济” 的经济发展理念，其基本内涵是大力发展国内生产，降低国民经济对于能源的过度依赖，进而提升国民经济的自主能力。追本溯源，这种理念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伊朗对外开放政策的发展与实施：对内方面，由于众多行业处于高度垄断，资源过度集中，从而造成经济改革乏力，运作效率低下；对外方面，则是投资环境不透明, 竞争机制不公平，吸引外资的收效更是乏善可陈。
根据伊朗宪法第11条：“所有的穆斯林都属于一个社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有责任把伊朗的总政策置于整个伊斯兰民族的联合和团结的基础上，致力于实现伊斯兰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统一。”这在对外政策中的具体表现就是输出伊斯兰革命。
霍梅尼曾明确呼吁：“我们应该努力向这个世界输出革命，我们应当抛弃不输出革命的想法。因为伊斯兰教不会将各种各样的伊斯兰国家看作是不一样的，伊斯兰教支持所有被压迫者的利益，进而实现伊斯兰治下的社会正义。”不难看出，霍梅尼旨在将伊朗打造为一个受世界尊敬的区域性大国，并希望所有的穆斯林国家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为榜样并团结在其周围，进而实现伊朗成为伊斯兰世界的领头羊目标。
基于霍梅尼的这一思想路线，伊斯兰革命后，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对外政策就以支持解放受压怕的巴勒斯坦人民为己任，强烈反对以色列并视以色列为伊斯兰世界的头号大敌，为此他们长期大力支持巴勒斯坦的强硬反以武装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近几年，伊朗又以什叶派宗教认同为纽带在中东积极构建自己的地缘战略环境。为此，伊朗多头并进：除了深度介入叙利亚危机力挺叙利亚巴沙尔政府之外，还不惜激化与海湾国家特别是沙特的矛盾，积极支持也门胡塞武装。与此同时，伊朗在伊拉克等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也刺激了美国在中东的利益。
这一系列对外政策不断激化伊朗与美国及其中东盟友的矛盾，并让伊朗背负了沉重的战略包袱，国力严重透支，进而使其本已脆弱的经济雪上加霜。最终，物价高涨和失业率不断增高引爆了民众压抑已久的愤怒。此次示威游行中，很多民众就毫不掩饰表达出他们对政府这一系列外交政策的强烈批判，他们不断高喊“不要巴勒斯坦，放开叙利亚，我的生命给伊朗”等口号。
美国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最近在德黑兰大学的演讲中称:“一个国家想要实行‘进攻性’外交政策，首先得使自己强大起来。对于伊朗而言，现在不是进行地区扩张的合适时机，因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势力范围和利益存在还是很多的。”
陷入信任危机的“阴谋论”政治叙事
如前所述，这一轮示威抗议活动中，示威民众公开攻击伊朗最高领袖和伊斯兰政治体制属于首次，这是值得关注和警惕的现象。
自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立至今，在近40年的时间里，伊朗经历了8年的两伊战争艰难时期，经受了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的一轮又一轮的严厉经济制裁，经历过令伊斯兰政权风雨飘摇的2009年的“绿色运动”。此前，伊朗经济状况比目前更糟糕的时期并不少见，但伊朗民众从没有公开将指责、抗议的矛头直指伊朗最高领袖和伊斯兰政权。
伊斯兰革命后，伊朗伊斯兰革命政权借“人质危机”及“两伊战争”进一步巩固了民众对于伊斯兰革命政府的认同感，同时在社会中营造了一种政治叙事，即“敌人们谋求通过一切手段破坏我们的民族国家。我们的一切苦难都是敌人敌对活动所造成的，我们才是最大的受害者……”。
无疑，这一政治叙事将伊朗的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都归罪于外部敌对势力的破坏活动，即所谓的“阴谋论”。笔者曾经参加过一次伊朗政府组织的名为“光明行者”的大型宗教文化活动，其主要内容是去往两伊战争战场以纪念烈士，所到之处都有专门的讲解员为大家讲解，其中强调最多的就是很多敌人（国家）都支持萨达姆侵略伊朗、要阴谋摧毁新生的伊斯兰共和国、全世界都抛弃了伊朗等等。如今德黑兰大学的星期五聚礼上，反美、反以的演讲和口号也是一项常规程序。
此次抗议活动爆发以后，鲁哈尼发表讲话称，“伊朗人民在经济、政治和地区等各领域取得的成功让敌人们恼羞成怒”，而伊朗最高安全委员会秘书阿里·沙姆哈尼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英国、和沙特阿拉伯是此次动荡局势的‘幕后黑手’”。
客观上讲，美国、以色列的确长期寻求颠覆伊朗伊斯兰政权。这次事件发生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言论就是佐证。然而，在这次示威抗议运动中，示威者似乎不买政府的账，不再轻信敌人的“阴谋论”这一政治叙事。
纵观这次抗议示威运动，20多岁的年轻人是示威运动的主力军。对于他们来说，伊斯兰革命、两伊战争等都已经太遥远了。他们成长在高度发达的互联网时代并始终通过网络保持着与外部世界的互动，突然有一天，他们明白老师口中的大撒旦美国不是“地狱”，相反却是世界上很多年轻人向往的“自由之地”；他们明白了自己的国家的确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等资源，但是它们却没有惠及自己的生活；他们明白了政府口中伟大的、致力于社会公正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却不能给他们提供一份得以谋生的工作；他们明白了在同样具有丰富石油天然气、一向被伊朗政府看不起的沙特阿拉伯，人们却过着“吃了睡，睡了吃”的奢侈生活……
面对成长在高度发达的信息时代的年轻人，伊朗政府坚持了近40年的政治叙述模式已经面临巨大信任危机。相对世俗化的年轻群体不再以意识形态来衡量政府的成败，而是实实在在的现实生活利益，霍梅尼重精神而轻物质的价值观，显然已经不能适应伊朗当下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的要求。
错位的政府和年轻人
有统计显示，伊朗60%的人口在30岁以下。就人口年龄结构而言，伊朗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国家。大部分伊朗新生代年轻人在世界观、人生观及生活态度方面存在很多突出的甚至致命的问题，短期内，这一群体很难成为促进国家发展的主力军。伊朗新生代年轻人如今所面临的一系列困境，既有其自身的因素，亦有国家政策和社会文化的因素。
纵观伊朗历史，几乎所有时期的伊朗人都会对自己的民族国家保有强烈的骄傲感和自豪感。伊斯兰革命之后，为了凝聚民众的向心力，加强年轻一代对于伊斯兰共和国的认同感，伊朗政府从小就向学生灌输伊斯兰政府是追求社会正义的，伊朗民族是伟大的，伊朗国家是无比富饶的。
德黑兰大学一位地理学专业的研究生在和笔者交谈时称：“我们从小就被告知我们国家历史悠久辉煌、国土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多样等等。”这种民族心态的自我定位造就了伊朗民族极大自豪感，但同时也是伊朗表现出极大地自我优越感甚至是傲慢的一面。美国学者埃尔顿-丹尼尔在著作《伊朗史》就写道：“19世纪前往伊朗的旅行家常常会说那里（伊朗）的人民特别好客、礼貌……但也肯定会说他们自以为是、傲慢、自我欣赏……”
很多伊朗人宁愿做一个闲吃定睡的失业者也不愿意从事低级的体力工作，这就形成了一个奇怪现象：一方面伊朗国内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城市清洁、建筑、搬运、田间农活等工作却都由阿富汗人在做。
这种扎根于民族性格深处的自我优越感加上伊朗长期的各种“撒钱式”的惠民补贴政策使让很多伊朗的年轻人从小过着近乎“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伊朗的公立学校中，从小学到大学，从本科到博士，学生不用交一分钱学费。此外，他们可以每天无限次地乘坐学校的免费公交车穿梭于大学的不同校区，用不到2万里亚尔（约3元人民币）在学校食堂吃一份非常体面的午餐，每个月还都会有一点石油分红如期到账。
伊朗人的这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再加上高福利的教育体系，使很多人失去了正确的定位，或者说是遭遇人生错位。笔者还曾遇到过一个年轻的出租车司机抱怨生活艰辛、“吃不起水果”，他的理由有些让人啼笑皆非，因为他想吃杏子等当时价格昂贵的时令水果，而不愿意吃西瓜、葡萄等价格便宜的水果。
为了提高国民教育水平，自哈塔米时期，伊朗政府就通过信贷大力支持发展民办高等教育，从而造成伊朗国内各种民办大学遍地开花。伊朗让加新闻网曾报道称，截至2017年，伊朗大学的数量超过了中国，并且很多民办大学还可以招收硕士甚至博士研究生，而且在一些民办高校，学生称“只要交钱就可以拿到毕业文凭”。这一方面造成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远远大于社会发展的需求，在首都德黑兰，有很多出租车司机拥有博士学位。另一方面，拥有高等学历的大学生们通过拿到手的文凭定位自己，又产生了高不成低不就的就业取向。
习惯了政府补助的年轻一代，再加上他们骨子里的那份优越感，他们对生活的期望是非常高的。与此同时，他们既没有吃苦的精神也没有面对困难的勇气，就容易将生活中的种种不幸都算在政府头上，最终成为示威游行的主力军。而年轻人的这种错位的人生定位与政府的角色错位也有很紧密的关联，伊朗政府不仅没有扮演好应有的角色，还惯坏了一群人。
鲁哈尼政府改革难以突破的关口
当抗议示威者呼喊让特朗普来拯救他们的时候，伊朗政府是该彻底反思一下，是什么让年轻人变成了“吃里扒外者”；当美国、以色列和国内的反对派火上浇油的时候，伊朗政府更应该做的不是谴责他们，而是强大自己，“打铁还需自身硬”。
所谓“痛则不通，通则不痛”，伊朗必须采取一系列“刮骨疗伤”的改革才能拯救伊朗“病入骨髓”的经济问题。然而，就当下伊朗内政外交的状况而言，鲁哈尼在其剩下的3年多的任期内很难实施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自然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对伊朗集病已深经济做出清晰可见的改善。其原因主要如下：
从外交层面而言，虽然伊朗与美国没有外交关系，但是伊朗国家外交的核心仍然是处理与美国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鲁哈尼政府在一上台就顶住国内反对派的巨大压力签订了《伊朗核协议》，并尝试改善同美国的关系。
不过，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伊政策的转向彻底摧毁了美伊关系改善的任何可能。不仅如此，特朗普政府变本加厉地拉拢沙特阿拉伯、以色列等中东盟友对伊朗实施了一系列孤立、遏制政策。特朗普对伊朗的政策致使鲁哈尼政府积极改善同美国关系的期望严重受挫，更招致了国内保守派的集体施压，这极大地加大了鲁哈尼政府实施内政外交改革措施的难度。当然，伊朗自身在中东的扩展政策也是激化其同周边国家以及美国的原因之一。所以说，伊朗的中东政策和美伊关系决定了鲁哈尼政府的任何改革措施都会是困难重重。
从内政层面来看，鲁哈尼政府在解决了伊朗所面临的最大外交问题---伊朗核问题之后，就开始在国内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首先他借助《伊核协议》签订的红利取消了石油补贴；接着积极修改完善外商投资法，大力吸引外资；再就是采取积极措施稳定货币，让伊朗30多年来通胀率首次回落到百分之十以内等等。客观上讲，鲁哈尼第一任期内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对改善伊朗经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掣肘太多，鲁哈尼的改革力度终究有限，伊朗经济并没有出现实质性的好转。
鲁哈尼要推动改革进一步向前，必须闯过国内两大既得利益者群体的关口：一是革命卫队，二是普通民众。任何改革，都势必会触及这两大群体的利益，其难度不亚于虎口夺食。权衡各自的难度之后，鲁哈尼选择首先向普通民众开刀，其具体措施就是上调汽油价格和取消部分补贴。然而，事实证明伊朗民众尤其是被惯坏的年轻一代也不是好惹的。这两项政策还没有实施就开始抗议示威。为此，鲁哈尼政府相关官员很快就宣布暂缓上调石油价格。至于掌握着国家大部分经济命脉的革命卫队，鲁哈尼政府想要动他们的“奶酪”，几乎是“难于上青天”。而没有革命卫队的配合，伊朗的任何改革都是隔靴搔痒，不可能成功。
历经近5年的等待后，民众似乎对鲁哈尼政府的耐心已经消耗殆尽，最终他们压抑已久的愤怒演化为抗议行动。毫无疑问，这次抗议示威活动给世界各地传递了一种扩大化的负面效果，即伊朗的局势很不稳定，伊朗很不安全。这将会极大地影响伊朗的伊朗的招商引资和旅游产业，而旅游业是伊朗一个非常重要的产业。可以断定，没有游客和没有外资的伊朗将会面临更多的困难。
不过，这次示威活动也给伊朗当权者传递了一种明确的信号，当下伊朗国内的权力斗争、派别之争以及区域的地缘政治等都不是伊朗的主要矛盾了，确保伊斯兰政权的合法性及其根基的稳定性才是当权者首要考虑的问题。从这一层面上认识，这次骚乱或许有助于将不同的政治势力统一到同一个目标下：进一步推动改革，重新赢回民众的信任，以确保伊斯兰政权的合法性及其根基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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