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该如何摆脱困境？

去年年末，一段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曹德旺在接受媒体采访的视频刷爆朋友圈。事情起因，缘于曹德旺计划在美国投资10亿美元建厂生产汽车玻璃。被问及原因，曹德旺表示“中国实体经济的成本，除了人便宜，什么都比美国贵”。

曹德旺的讲话迅速引发媒体的高度关注，他既被外界认为是“说了大实话”，也被猜测是曹准备“把自己的新工厂建在美国本土。”实际上，曹德旺决定投资美国办厂之前并非临时起意，他曾经对美国的政治、文化、市场，做了长达20年的观察之后，才做出的决定。

无独有偶，作为全球玻纤行业的龙头企业——中国巨石，也在近日宣布将在美国投资3亿美元建八万吨玻纤生产线项目。项目计划于2016年年底开始建设，预计2018年建成投产。

对此，中国巨石董事长张毓敏曾表示：美国土地成本、能源成本、税收成本均比较低，且有健全的政府培训政策，唯一不足的是人工成本比中国高。但若加上海运费和关税，中国生产的产品出口至美国，成本几乎和美国本土生产的持平。

面对国内知名企业纷纷将新建厂房开到美国生产，很多学者认为，这是国际化大背景下的正常状态，只要合法、符合大众利益，就要用正确的心态面对。更有专家指出，中国企业走出去再正常也不过，这是双向流动的良性过程，现在资本外流和内引基本平衡，中国也确实需要一些企业走出去。

不过，笔者认为，中国企业能够走出去开办新厂固然是双向流动的好事。但也要看到，2016年初以来，国内民间投资增速迅速下降至个位数，大有国进民退之势。显然，在国内投资办厂的环境已日趋恶化已是不争事实。

在讨论如何拯救我国实体经济之前，先让我们揭开心头二大疑惑：一是中国的税费算不算高？二是中美制造业的差距究在哪里？要不然，内地企业家们为何纷纷跑到海外去建厂。

国内制造业的税赋压力算不算高？

就在企业家们纷纷吐槽国内税负压力偏高时，国家税务部门却指出企业实际税费负担并没有想象中这么大，并存在虚高成份。于是国内企业税费负担究竟重不重的问题一起成为舆论焦点。

恰在此时，世界银行和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发布关于全球企业税负情况的报告（下称“报告”），统计了190个国家和地区反映企业税费负担指标的总税率，2016年所有国家（地区）平均总税率为40.6%，而中国总税率为68%，远高于平均水平，位列世界第12。

报告还称，总税率指企业所需缴纳税费占商业利润的比例，包含利润税、劳动力税和其他税收等。据数据显示，总税率排在中国前面的国家主要来自非洲和南美洲的欠发达国家，比如总税率世界最高的国家是非洲的科摩罗伊斯兰联邦共和国（Comoros），总税率高达216.5%，南美的巴西总税率68.4%，略高于中国。

此外，主要发达国家总税率也明显低于中国，比如德国总税率为48.9%，美国总税率为44%，英国总税率为30.9%。不过金砖国家总税率并非中国最高，比如巴西高于中国，印度总税率也达到60.6%，俄罗斯总税率为47.4%。

对此，国家税务局官员表示，世界银行公布的反映企业税费负担的总税率虽然高达68%，但实际上其中部分税费负担企业可以转嫁给普通消费者或产业链下游，企业实际税费负担的并没有这么大。而且随着今年营改增的扩围，2016年前11月营改增减税力度在加强，预计2017年减税规模还会继续扩大。

现在问题是，为什么政府努力给企业减税，去年5-11月份，营改增试点四大行业减税1105亿元，税负下降14.7%。其中，建筑业税负下降3.75%，房地产业税负下降7.9%，金融业税负下降14.72%，生活服务业税负下降29.85%。只有约1.5%的纳税人出现税负上升的现象。那么，企业为啥仍感觉到税费压力重呢？

实际上，根据报告，中国的总税率为68%，其中利润税率10.8%、劳动力税率48.8%、其他税率8.4%。也就是说，在68%的总税率中，中国的劳动力税率就高达48.8%。劳动力税率就是指社会保险缴费占企业利润比率。这一方面说明了，企业社会保险缴费负担过重，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社会保障水平正在逐步上升，国家对职工的保障力度在加大。

从表面上看，中国社会保障五险一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及住房公积金）被当作职工的福利，但实质上对企业来说，会影响其当期利润，所以本质上也是一种税。

而笔者认为，要想真正减轻企业税费压力，除了明年进一步营改增扩围之外，还应该降低各种加在企业身上的费率。比如，目前我国生育保险、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资金结余量较大，客观上给降低费率提供了较大空间。

中国的总税率为68%，排名世界第12位。尽管税费是否过高，各方仍存争议，但减轻制造业过重负担人们已成共识。所以，既要通过营改增扩围，让更多的企业享受到减税的实惠，更要通过适当降低五险一金等费率，给企业减轻当期支出的压力，从而给中国制造业营造一个较为宽松的生存和转型环境。

中国制造对美国优势咋不明显了呢？

现在国内企业家除了抱怨税费压力高之外，还觉得内地办厂的优势逐步消失。除了国内制造业人力成本尚存优势之外，其他与在美国办厂相比优势不再明显。同时，中国企业家到美国投资办厂，也恰巧迎合了历届美国政府的“制造业再回归”的政策。

实际上，中国企业家赴美办厂早已是大势所趋，很多企业家表示，成本问题是他们选择投资海外的重要因素，但并不是唯一因素。其他重要因素还有：第一，为了降低供应链成本。比如，海尔方面称，出国办厂可使海尔产品在全球的物流速度不断提升，可有效缩短了资金周转周期，提高了海尔在全球的制造竞争力。

第二，为了更好的贴近美国市场。比如，海信方面称：去美国建工厂，主要是为了贴近市场，这样可以缩短研发周期、供应周期，能够保证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第三，企业去美国办厂，可以利用别人的先进技术，为我所用。可以利用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给国内制造业建立高科技的样板工厂，同时也是中国员工在美国的实习基地。

当然，还有上市公司则是通过收购美国企业或者资产的方式布局美国，如联想、杰瑞股份、东方海洋、新潮能源等等。甚至还有媒体透出，目前已有中国企业家在美国密西西比河沿岸建立了鱼类产品加工厂，就地取材，做淡水鱼深加工，替当地解决中国鲤鱼泛滥的问题。

尽管中国企业家走出去办厂的理由是五花八门，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地的就业问题，促进了当地经济的繁荣发展，得到了海外各国政府的积极响应和肯定。那么现在问题来了，中国制造业的传统优势为何正在逐步丧失？中国制造与在美国制造的成本优势真的所剩无所了吗？笔者认为，中国制造业的优势已经不再明显，劣势却在逐步显现。

第一，在美建厂没有隐性成本，但在中国办厂各种隐性成本很大，不仅要与当地相关行业协会搞好关系，还要获得地方政府的支持，隐性成本不言而喻。在美国建厂，除了原材料，成本主要包括：劳动力、税收、物流、银行贷款、能源等，没有隐性成本。据美国商务咨询公司的专家表示，上述资料都是公开的，在网络上可以查得到，因为美国要吸引制造业的回流。

第二，在税收方面，美国地方政府权力比较大，每个地方的税率政策也不一样，失业率高的地方，税率就低，而且美国税率是根据企业的赢利情况而来，利润越高，税率越高。甚至还有些州不设企业所得税，如南达科他州、内华达州，即使是企业所得税较高的州，如纽约州、路易斯安纳州，税率也要达到35%。通常来说，企业家可以选择税赋较轻地方去办厂。

那么，中国制造业的税赋究竟有多重呢？格力电器公布的2015年社会责任报告显示，2015年公司共缴纳各种税金148.16亿元，当年的营收总额为1005.64亿元，净利润为125.32亿元，税金占到了格力营业收入的14.7%，相当于净利润的1.18倍。

TCL董事长李东生在今年全国两会上称，在全球经济放缓、市场增长不足的背景下，我国制造业的平均利润率已经不足2%。城建、教育附加费等制造业附加税占销售收入的比例接近0.5%，约占到平均利润的四分之一。这让本来利润较低的制造业企业压力更大。

第三，在劳动力方面，中美差距正在逐步缩小。美国的人工成本总体来说大约是中国的4-6倍。美国有些地区失业率非常高，在高失业率地区，工资水平也不高，招聘工人也比较容易。美国很多地区平均工资月薪大概在2000-3000美金，是中国的5-6倍。

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埃尔森特罗市，这是美国失业率最高的一个城市，接近20%的失业率。这个地方招工人非常容易。中间收入每月也就是3000美金，低收入每月大概2000美金。为了吸引外来企业家建厂促进地区的就业，当地政府还会有大量的税收补贴，因此算起来，美国制造业最廉价的地方也就是中国制造业的4倍左右。

第四，中美两国的物流成本差异巨大。由于高速公路网是由美国各级政府修建，所以美国高速公路几乎不收费，只有一些私营道路收费，但也很便宜。而中国高速公路费用惊人，中国的运输成本相对来说就太高，而且过路费按里程和载重量双重收取。

第五，中美两国能源价格差距也很大。美国天然气每立方相当于7毛钱人民币，中国卖2块2，这还是在政府优惠的前提下。电价，美国3毛钱左右，中国6毛多。美国的原油价格要比中国原油低30%左右。

现在看来，中国制造业成本最大的优势是人工成本，但这种差距也正在逐步缩小。正是因为过去中国引以为傲的人口、资源等红利逐步褪去，而在其他领域的劣势（如税收、物流、能源、隐性成本等）逐步突显，这才导致在内地办厂的吸引力已大不如从前。

当前制造业面临问题是什么？

国内制造业现在面临的困境并非只有税赋过重问题，更有生态环境日趋恶化险境。所以我们必须从改善制造业的生态环境入手，减轻制造业的运营成本，让企业家看到中国办厂的内在潜力，实体经济才能逐步恢复生机。那当前中国制造业面临的困境究竟有哪些呢？

首先，大量的社会资金都投向了新经济领域，原来传统制造业、服务业投资意愿走低。很多企业家都在担心，不进行创新发展是等死，匆忙的转型跨业是找死。娃哈哈在这么多年转型之路上坎坎坷坷就是最好的例子。

再者，从目前来讲制造业在中国占比达到30%以上，虽然经济效益在回升，但大量的传统企业难以适应消费需求变化。近年来，大量国人借出境旅游为名在海外疯狂购物，而国内的商品却出现过剩滞销状况。这说明，中国制造业要生产出更多适合国人需求的产品来，这样才能将购买力留在国内，促进中国经济发展。

最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导致成本结构失调。因此未来制造业所占的比重是逐步减少的，能够崛起的一定是科技创新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高端装备为主导的制造业。我们发现，中国制造业存在结构性问题，就是中低端制造业产能过剩，而高端制造业却仍然依赖于大量进口。这在钢铁行业犹为明显。

那么，当前中国制造业该如何摆脱困境，并且提升自己潜在的优势呢？我觉得这需要政府部门与企业共同努力深化一系列改革才行。其一，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比如新三板、债券市场、小贷公司等），通过直接融资方式，从根本上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这样也可以减轻银行在间接融资的压力。

其二，打开垄断行业的玻璃门，允许更多民间资本参与投资，比如电信、石油、银行等行业。同时，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使PPP模式能吸引更多的民间资本参与进来。当然，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也可以引入民间投资，这样能使更多的民间资本留在国内，并且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更有信心。

其三，通过减税降费来提高民间投资的回报率，让企业家觉得在内地投资压力正在减轻，并且有利可图。2017年营改增需要不断扩围，企业的税赋压力真正得以缓解。同时，适当降低企业和个人缴纳五险一金的比重，真正让利于企业和职工的缴费压力降下来。

此外，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手段挤压房地产、商品期货等虚拟经济泡沫，要使投资虚拟经济暴利真正降下来，这样既可使民营企业家在投资时对中国经济的更加放心，而且虚拟经济领域被挤泡沫了，民间投资实体经济的热情才能恢复。

其四，通过政策的手段引导、鼓励中国制造业积极转型，中国制造业现在面临产能过剩问题，这就必须要求政府引导企业由原来的低端制造业向高端制造升级转型。在企业产品升级转型之际，政府应该在财税、政策、信贷等方面给予扶持，并且对高新科技企业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

内地企业投资环境正在日趋恶化，国内企业相较于美国的那些优势正在消失。这除了国内税费偏高之外，还有融资成本高、企业转型艰难、垄断行业设置禁区、虚拟经济过于繁荣等因素有关。这需要政府和企业共同努力，通过深化改革，不断改善企业的生存环境，提升企业的赢利空间，帮助制造业完成转型升级，这样中国制造业还能重新焕发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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