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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下午，瑞典著名诗人、小说家、前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谢尔•埃斯普马克（Kjell Espmark）在人民大学做了一场讲座，主题为“国际现代主义与本土传统的会面”。
谢尔•埃斯普马克出生于1930年，著有“失忆的年代”长篇小说系列（含《失忆》、《误解》、《蔑视》、《忠诚》和《仇恨》共五部）、小说《伏尔泰的旅程》、十一部诗集和文学评论集多本，以及专门介绍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原则的书——《诺贝尔文学奖：选择标准的探讨》。1987年至2004年，他曾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17年。
埃斯普马克曾获得多项瑞典和国际重要文学奖项，包括瑞典贝尔曼文学奖、特朗斯特罗姆文学奖和意大利德尼诺文学奖。
讲座由刘震云主持，陈迈平（笔名万之）担任翻译，阎连科、梁鸿等作家及两百余名师生聆听了讲座。
谢尔•埃斯普马克：在全球化的时代循环中，维护民族或者地区文化特性的呼声日益高涨。在欧洲也有很多国家合作保护本土文化，如欧洲的电影，以应对来自好莱坞的巨大压力。法国甚至已经立法保护自己的语言，对抗英语的入侵。冰岛长期以来就反对借用外来语。一些俄罗斯作家如陀思妥耶夫斯基都努力维护过自己民族的语言，抵制西方的影响。
一些文学研究者也赞同语言应保持纯净，避免外来语言入侵。丹麦文学家安德森认为，19世纪丹麦文学进入黄金时代是因为诗人和作家都努力地摆脱外来影响，维持本土特色。到了晚近时期，在很多国家我们也能看到相同的反应。
维护民族自身语言的努力值得尊敬，尤其是如果这个民族文化处于劣势，要对抗强大的国际性潮流时，这种关怀和爱护显得尤为重要。
但是对本土文学和文化的维护，也很可能会给现代文学发展带来问题。要知道，多少不可替代的杰作其实是在外来元素和本土元素的相遇中产生的。在20世纪最有活力、最重要的文学作品中我们都可以找到很多例证。比如说曾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诗人T•S•艾略特。他突破性的诗歌创作是因为受到法国19世纪象征主义的激励，以及本土的17世纪早期诗歌的影响，相当于法国诗歌和英国诗歌的交汇。
艾略特有一个熟悉的写作公式，叫“客观对应物”，指的是通过诗歌中的各种意象、情景有机组合构成一幅图景,从而传达某种情感体验。这种方法在《荒原》里得以体现，诗人借荒原、荒漠的图景表达自己内心枯竭的感受。
再如，马尔克斯时代见证了美洲文学大爆炸。他把福克纳的富有幻想的方法和拉丁美洲本土的口头文学结合，这在他的作品里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再比如特朗斯特罗姆，他的创作就是法国超现实主义和瑞典诗歌传统的结合。以他的一首诗歌为例，开头是这样的“12月，瑞典是一条被拖上岸、憔悴不堪的船。它的桅杆斜立着朝向黄昏的天空。”把瑞典描写成一条拖上岸的船，这个意象贯穿了整首诗歌。最后有一句，“风就会抓住橡木的全套桅杆，因此就做一次穿越时代的航行”。这里面有很多意象的东西。
瑞典有很多森林，这些森林像拖上岸的船。在特朗斯特罗姆的诗里面我们看到电影化的一种手法，即双重展现，这种手法是受到法国超现实主义的影响。
外来文学和本土文学交汇才诞生莫言等大师
谢尔•埃斯普马克：同样的情况在中国当代文学里也能够看到，莫言的创作尤为明显。有人指出他和福克纳、马尔克斯有相似性，但莫言同时是独立的。莫言本人说，他对这两位大师不是跪倒膜拜，而是对话的关系，是穿越时代的对话。他说每当自己对写作失去信心时，他就和福克纳进行一次交谈。
如果说福克纳还有什么可以启发中国同行的话，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打造一个自己的乡土，在这片乡土里，普通老百姓和他们的生活遭遇可以变成神奇的故事。
所以莫言在创作中，以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高密东北乡为背景，相当于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但是莫言也强调，高密东北乡是现实中存在的，而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县是虚构的，这是不一样的。不过关键区别还在于莫言以一种和他的美国先驱完全不同的方式来打造他的乡土，用莫言的话来说，它是一块像邮票那么小的地方，但是这个地方居然能概括这个国家20世纪的历史，是整个中国的缩影。
这个缩影展现了长久的历史层面，从义和团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直到大饥荒、文化大革命，到现在的市场经济，所有这些历史居然可以在一块邮票大小的地方，围绕在几个乡村人物而展开。关键是还要能够拥有广阔的视野，不仅是美学上的，还有道德上、良心上的。莫言是一个有良知和责任感的作家，他把对作家的要求表述为一句话，即站在人类的一边，这样才具备了普遍的意义。
莫言受到像福克纳这样的外国作家的启发，创造出自己的一片中国天地。说明福克纳的写作方法和中国文化基因融合才出现大师之作。没有这种交汇，大师之作如何产生？
外来的激励很重要，当然这只是真相的一部分，不是全部。莫言自己也曾说，不要强调他从福克纳那里学技巧的意义。他说，我感到福克纳就像我家乡那些老农民一样，他用不耐烦的口吻教我如何给马驹子套上笼头。福克纳也许可以教莫言一点本事，但是笼头和马驹子是莫言自己的。
我们看莫言和马尔克斯的关系，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莫言是在《红高粱》快写完的时候，才读到了《百年孤独》，他那时就表示有一点遗憾，因为没有在《红高粱》当中用上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在莫言《红高粱》之后的作品中，我们经常能看到一点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子。
关于莫言不能忽视本土文学传统对他的影响，比如他最初的文学阅读体验是来自《封神演义》这部中国古典小说，里面充满了超自然的生命体和奇幻的想象世界。莫言小时候经常是用耳朵来读书，即听评书，这是本土的口头文学。
民间叙事文学的一个代表是蒲松龄的古典作品《聊斋志异》，里面有很多富有奇幻想象的故事比如人与兽的故事，仿佛人的世界和兽的世界是没有界限的。莫言有一部小说写到一个女人变为狐狸的情节，就属于这类文学的传统。如果我们退一步、更全面地观察马尔克斯到底给莫言提供了什么，你就可以发现魔幻现实主义并不是把一个纯粹外来的东西带到中国来，它只是给你一个启示，古老的文学传统也可以合法地搬到当代文学里面来。
这是一个最大的意义，所以马尔克斯并没有教莫言或者教中国作家魔幻现实主义，他只是对莫言或者对中国作家说，你们已经坐在这种文学宝藏上，何不直接用它呢？当然莫言接受了这样的建议，所以他把本国的文学宝库纳入到了小说创作中。
我们用这一系列的案例，是想说明，大师的作品都是在外来道路和本土道路的交汇处出现的，很多重要的文学著作，如果没有这样的相遇就不可能创造出来。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也要看到年轻作家是通过和前辈大师的相遇才能找到自己独创性、原创性的道路。外来的学识帮助他们认识自己、找到自己独特的文学语言。
最后我要强调的是，国际文学和本土文学的相遇教会我们摸索的才能，但绝对不需要我们成为模仿者。一个人仅仅靠模仿不会成为有才能的作家。相反我们可以看到外来的激励帮助作家在重大创作主题上找到本土资源，也帮助作家找到自己的文学语言。在这样的相遇场所，才诞生了一系列当代的文学杰作。
现场提问
问：刚才你提到意象化写作，埃兹拉•庞德将李白的诗翻译为英文，影响了西方的写作。但是我们也知道后来像艾略特这样一代人又反过来影响中国现代写作，影响了顾城、北岛这些人。那么意象化写作到底应该当成是本土的写作还是外来的写作？
谢尔•埃斯普马克：意象派到底怎么来定义，这个往往是交互的，像埃兹拉•庞德这样的意象派，他们在创造自己派别的时候确实承认受到中国和日本诗歌的影响。还有，欧洲的诗歌受美国意象派的影响，瑞典诗人马丁松受到中国文学的影响。
这种影响是交互的，因为对作家而言不可能所有的内容都是原创的，总是受到外来的影响。关键是要在丰富多样的声音中找到自己的声音。
问：一个真正的诗人往往只有通过诗以外的一些东西才能进入公众视野，比如说死亡或者获重大的文学奖。这是诗歌的问题还是时代的问题？或者说一个诗人还有他的诗歌有没有必要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
谢尔•埃斯普马克：诗人好像都希望自己的诗歌能直接和读者产生联系，而不是通过诗以外的东西。但是诗人也需要帮助才能被看见。在诺贝尔奖评奖的历史上，不同的时期我们曾经有不同的标准，在40年代、40年代末以后，如艾略特获奖那一年是1948年，我们强调的是诺贝尔奖要发给一些开拓性的先驱。
到了70年代，我们的评价原则其实有一些变化，那个时候我们强调的是要把诺贝尔奖当成一个提升文学的工具。就是要让那些还没有被广大读者知道的作家和诗人，通过得诺贝尔奖进入公众的视野。所以不同的时代有一些不同的变化。
对作者而言就好比接到一个包裹通知单，有一个宝贝等待着你。但是创作者本人、诗人写作的时候不是说我哪天要通过一个奖来扬名世界。实际上这个通知单更确切地说不是给作者本人的，更像是给读者的，让读者有一种期待：将会有好的作品可以读到。
问：我想问一下你对莫言获奖的原因有何看法？因为2012年他获奖之后香港的一个学者说他获奖是因为符合诺贝尔奖写作的六个要素：第一个是要写乡土，第二个是要用现代主义的写法，第三是一定要写到“文革”，第四是这个作家一定要跟政府有一定的距离，第五是必须要有好的翻译，第六是必须要在海外受到评论界的支持。我想问一下您对这六个要素怎么看，是否跟莫言获奖有直接的关系？
谢尔•埃斯普马克：你提的六条实际上都是捕风捉影的事，但是其中有一条很有道理，就是一定要有好的翻译。你提到那些符合这样那样的条件，实际最重要的条件是：我们尊重诺贝尔的遗嘱，这是我们评奖的标准。当然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评奖规则，实际上是对诺贝尔遗嘱有不同的诠释。
归根结底，其实只是一个标准，就是你必须是一个好作家。我们评委会五个院士，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们从来不以政治来评奖。如果说哪个评委在讨论的时候说我们因为政治原因不能给这个作家发奖，或者因为政治原因应该给这个作家发奖，那其他的评委就会说，你这样的理由根本不值一提。
如果对评奖用政治来解释是很可笑的，举一个例子，1970年苏联异议作家索尔仁尼琴得了奖，世界就开始说瑞典学院的院士都是反共分子，因为他们给一个反共的作家发奖。结果没有想到1971年，智利的共产党员聂鲁达就得奖了，然后整个世界就说，原来这些院士都是共产主义者。评奖其实和他们说的这些都没有关系，这实际上说明我们不以政治来评价。这两个作家其实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非常好的作家，这就是全部的回答。
问：能否谈谈宗教因素在诺贝尔文学奖评奖时的作用？
谢尔•埃斯普马克：宗教在今天的诺贝尔奖的评选当中不是考虑的因素，不同的时期对诺贝尔的遗嘱可能解释不一样。诺贝尔提到要把奖发给有理想（或理想主义）的作品，对于这个标准的解释引起了很多争论。最初，瑞典学院掌权的人就把这个解释为信神的、信教的就是理想。
因为这个原因，比如易卜生、托尔斯泰都不能得奖，说上帝死了的作家也不能得奖。但是现在这些都不在考虑之内，信不信宗教，这都不是诺奖评委们的考虑因素。
问：中国现代很多作家如鲁迅、沈从文、老舍，当代作家如曹乃谦、刘震云、阎连科，他们离诺贝尔文学奖到底有多远？
谢尔•埃斯普马克：诺贝尔委员会的规定是评委有50年的保密义务，所以关于这样的问题到50年以后，也就是我125岁的时候再问，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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