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超：基于经济结构视角的分析

姜超：基于经济结构视角的分析——如何实现平衡充分的发展？

2017-11-23 09:36 来源:格隆汇 GDP /消费 /服务业

原标题：姜超：基于经济结构视角的分析——如何实现平衡充分的发展？

作者：海通宏观姜超、于博、陈兴、宋潇

1. 社会主要矛盾变迁，经济结构亟待调整

十九大报告提出，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作为对比，十三大报告曾提出，彼时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时过境迁，一方面需求已不仅限于物质文化，而是上升到美好生活；另一方面生产已不再落后，但发展仍不平衡不充分，这意味着供给端的主要问题在于结构而非总量。

如何实现经济平衡充分的发展？这涉及到经济结构的调整。通常我们从需求、生产、收入三个视角观察经济，三者之间又互相循环：需求决定产出，产出创造收入，收入产生需求。我们可以从这三个视角考察经济结构，从而帮助判断未来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

2. 生产端：传统工业过重，服务业待升级

2.1 产业结构：二产发展过度，三产贡献更大

中国二产比重先升后降，目前仍远高于美国。首先我们从生产的角度进行考察，对比中美等国的产业结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整体维持在45%左右，06年以来见顶下滑，16年已降至39.8%。而同一时期第三产业占比持续上升，并在13年超过第二产业，此后两者缺口持续扩大。相比之下，美国第二产业占比在二战以来持续下滑，从53年的36.9%一路下降至16年的18.9%。因而，虽然目前中国二产比重已创下70年代以来的新低，但仍远高于美国。

从全球比较来看，中国二产比重也不低。世界银行口径下，15年我国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高达41%，第三产业占比刚突破50% 。而以美欧日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其第二产业占比约在20%~30%，第三产业普遍在70%左右。即便与同为新兴市场国家的韩国、印度、俄罗斯相比，我国二产比重仍是最高的。往回看，中国41%的二产占比，大致与70年代初期的日本、70年代末期的德国和英国相当，彼时上述发达国家正处在经济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型阶段，与我们当前阶段相似。

第三产业贡献率已远超第三产业。世界银行口径下，15年中国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量/GDP增量）仅1.8%，而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高达93%，远高于其他各主要经济体，仅次于美国的107%。

图6 15年各产业对各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二三产业贡献率分道扬镳。而统计局口径下，我国二、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15年发生了逆转，并在此后保持缺口扩大的态势。17年前三季度，第二产业对GDP累计同比的贡献率仅为37.2%，而第三产业则是58.9%。相比之下，第二产业的贡献率低于其占比，而第三产业则是贡献率高于占比。

结构性失衡不仅仅存在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占比上，二产和三产内部的失衡问题更值得关注，接下来我们分别从工业和服务业两方面对此进行展开分析。

2.2 工业结构不平衡：投资驱动结果，创新仍待上位

中国工业过于倚重传统工业。从中美工业结构对比上来看，美国在化工、计算机电子、石油天然气开采、其他运输设备（对应航空航天）和造纸印刷上占比较高，而中国在金属制品（对应钢铁和有色）、汽车及零部件、机械、其他采掘业（对应煤炭）、非金属制品（对应水泥）和纺织业占比领先。

传统工业发展过度，产能过剩凸显。我国在钢铁、煤炭和有色等行业的过度发展，造成产能严重过剩，相应工业品的产量和需求占全球比重与我们的经济规模不相匹配。根据世界银行数据，16年中国GDP全球占比约为15%，而我们却生产了全球60%的生铁、57%的水泥和46%的煤炭，消耗了54%的精炼铝、51%的煤炭和50%的精炼铜。

重工业旺盛发展，战略新兴行业仍有待突破。以液晶面板制造为例，17年3季度全球TFT液晶面板营业收入中，我国最大的供货商京东方仅占10%，尚不足龙头企业LGD的35%。在高新技术进出口情况上来看，除计算机通信和材料产品录得贸易顺差之外，其它产品均为贸易逆差，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贸易逆差占比较高的计算机电子与航空航天产品恰好是我国对比美国工业中发展不充分的行业。

重工业发展过度源于我国过去的投资驱动经济发展模式。这一模式在工业化初期易于收到成效，但投资驱动决定了行业发展以资本密集型为主，在资本存量不断扩大的情况下，投资的边际报酬递减，企业只能不断提高杠杆去扩大收益，后期发展动力不足。而发达国家增长动力来自于创新，通过生产效率的提高来实现高质量的增长，我们发现负债率前五的工业行业恰是我国占比较高的行业，而创新较强的行业正是美国的优势产业。目前我国增长动力正面临切换，美国的工业企业结构值得我们借鉴。

2.3 服务业仍不充分：地产金融过度，商服潜力巨大

中美服务业结构差异巨大。从中美服务业结构对比上看，美国在房地产、租赁及商业服务业占比较高，而在金融业、批零业和交通运输行业占比不及中国。诚然，我国服务业在近些年有了较大发展，随着网购的快速崛起，带动零售和物流行业增长强劲，这是我们的向好因素。但仍不忽视我国服务业仍存在着发展不充分的问题：一是地产、金融发展过度；二是教育和医疗服务效率较低；三是购买力流出和商业服务发展迟缓。

地产占比存在低估。虽然横向比较看，我国房地产业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略低于美国，但从中美两国统计口径的差异看，中国房地产业增加值存在低估。一方面，目前我国的房地产行业主要涉及开发经营活动，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房地产行业中，物业管理、经纪与代理的占比也比较高。另一方面，由于在房屋租赁方面的统计存在缺陷，我国居民自有住房是按照原值的折旧额计算产出，也存在一定低估。

地产金融野蛮生长。而纵向比较看，回顾过去30年以来服务业内部各行业的占比，批发零售、交运仓储、住宿餐饮普遍性下台阶，而唯有地产、金融持续上升。改革开放至今，地产占比每年上升0.1%，而金融占比每年上升0.2%。

金融过于倚重银行。而投资驱动的经济模式依赖负债运行，造成金融行业特别是银行业的过度发展，给整个金融甚至是经济体系累积了较高的债务风险。而与美国相比，我国金融业还存在直接融资占比偏低、开放程度偏低等问题。以证券行业为例，截止17年10月底，上海和深圳两家证券交易所还未批准外国公司上市，而美国证券交易所一共有879家外国上市公司，可见我国金融行业仍待进一步开放。

教育医疗行业仍有壁垒。此外，我国在以教育、医疗为代表的部分服务业领域仍存在着市场准入管制，阻碍了行业效率的提升。民办教育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阶段，但无论在学校数量和招生数占比上均不足30%，在初等教育阶段比重更低，尚不足10%。民办医院这些年的比重稳步上升，医院数量占比在17年2季度已达到58%的水平，但同发达国家仍有差距，据美国医院协会2014年统计，美国私立医院占比为87%。

我国服务业发展不充分还同产品质量保障不力和产权保护力度较弱有关。虽然批零占比较高，但发展中仍有隐忧，如“海淘”的兴起就是消费者对国内产品不满意“用脚投票”的表达，而根据Paypal和Dataway共同发布的《2017中国海淘消费者购物习惯及支付偏好调研报告》，在海淘首要驱动力调查中，更好的质量被消费者放在首位。

而商业服务业则是更为薄弱的领域。近年来，我国针对产权的专利执法数量日渐增加，纠纷处理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改善，产权保护意识有所提高，但针对产权处罚的力度仍偏弱，造成商业服务和文体娱乐等服务行业发展远远落后于美日等发达国家。以美国为例，12-16年专利侵权案件赔偿额中位数为580万美元，而我国目前所判专利侵权案件中最高赔偿额才刚突破1亿元人民币（美国16年专利侵权案最高赔偿额判25亿美元）。

3. 需求端：投资占比畸高，消费仍不充分

3.1 需求结构：消费比重偏低，投资占比过高

投资占比过高，消费占比偏低。其次我们从需求的角度进行考察，对比中美经济增长驱动力的异同。作为拉动需求的三驾马车，16年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在我国GDP的比重分别达到53.6%、44.2%和2.2%，其中私人消费的占比仅为39.5%。相比之下，美国的私人消费占比达到65.2%，而私人投资占比仅为15%。

投资、消费贡献各半。10年以来我国总消费和总投资对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50%和49%，而美国仅私人消费对经济的平均贡献率就达到84%，私人投资贡献率仅为18%。因而，对比投资和消费在经济中的占比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然是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更强。

美国不是特例，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经济结构失衡问题也不容乐观。如果说我国和美国的差异主要是因为两国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那么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相比，我国私人消费占比仍然远低于其他国家，甚至低于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南非和印度，而固定资本形成也处于最高水平。

经济结构失衡主要是因为前期的增长模式以投资和出口拉动为主。而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消费占经济的比重走势呈“U”型。事实上，消费的增速并不低，前期占比下滑主要缘于同期出口和投资快速增长。01年中国加入WTO带来的开放红利令出口增速大幅走高，而98年房改之后地产繁荣则拉动了投资需求。次贷危机之后，出口和投资占比出现下滑，而消费占比有回升的态势，但是消费在经济中的分量仍然不够。

3.2 投资不平衡：倚重地产基建，制造业待升级

投资占比过高，效率持续下行。90年代我国GDP/投资的比例在3.5-4倍之间，而目前这一比例已经持续下滑至1.25，反映出我国将大量的资源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同时，GDP/投资的下滑也意味着大量投资没有以资本形成的方式加入GDP，反映出投资效率下滑而投资拉动作用减弱的情况。

投资去哪了？地产和基建。目前投资过高的主要原因是我国过于倚重地产和基建。我国固定投资占比最大的三块是房地产、基建和制造业，其中房地产和基建投资总和占固定投资的比重达到43%。相比之下，美国地产和基建的占比仅为27%，而考虑到我国投资占GDP比重是美国的2.2倍，我国的地产和基建投资在经济中的分量要高于美国。

政府稳增长靠基建。基建投资过高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处于大规模基建发展的阶段。相比于其他发达国家，近年来我国仍然处于城镇化的进程中。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基建投资也是我国保持经济稳定的主要手段之一。次贷危机之后，基建投资增速一度超过45%，而12年以来，基建投资增速一直维持在20%左右，基建投资成为政府稳定投资增速的主要手段。

地产是工业龙头。而目前我国地产投资占比过高与我国的工业结构相关。由于制造业投资属于中上游，其需求依附于下游的房地产，而我们观察到中国地产投资增速与工业增速高度同步，缘于房地产是中国经济的主要驱动力。房地产施工拉动钢铁、水泥、玻璃、工程机械的需求，而房地产销售则带动家电、家具和建材的需求。

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以地产和基建为主要动力的投资拉动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基建地产的中上游产业主要涉及钢铁、水泥、煤炭、有色等传统产业，在地产和基建繁荣时期这些产业过度膨胀形成了大量的过剩产能。目前这一类产业的在我国制造业中的占比远高于美国的水平。

传统行业的野蛮生长暴露出一系列问题。首先，传统行业侵占了新兴制造业的资源，我国的传统行业资产占比持续维持高位，而利润占比在2012年以来大幅下滑，高于美国的水平。其次，由于国企往往在这些行业占据主导地位，这些行业也是我国企业高杠杆率的源头。最后，传统行业往往是高耗能行业，代表着落后的生产技术，而目前我国许多环境问题与这些行业的无序扩张直接相关。因此，传统产业是目前我国供给侧改革的着力点，而摆脱投资拉动经济的模式才是保证这些产业不会死灰复燃的关键之处。

3.3 消费不充分：衣食住行主导，新兴消费偏低

我国传统消费占比仍然较高，新兴消费占比偏低。除了消费占比过低以外，我国的消费结构与发达国家也有明显的区别。我国涉及衣食住行的传统消费占比达到79%，相比之下美国占比仅为38%；其中我国食品类消费占比达到29%，而美国仅为7%。同时，我国的新兴消费占比达到21%，而美国的新兴消费占比则高达62%，其中美国医疗保健占比超过我国10个百分点。

消费占比过低主要是投资和出口增长过快，但是日益高涨的房价也挤出了居民的消费支出。通过计算各国100平米的高档住宅价格与人均GDP的比重，我国的房价收入比达到50倍，远高于发达国家日本、美国和欧洲各国的水平。过高的房价导致居民的负债规模过高，2014年至今我国居民负债/GDP的比重从30%快速上升到45%。

消费结构的区别主要与居民收入水平相关。尽管目前我国的人均GDP达到8127美元，但是与目前主要的发达国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同时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由于食品和衣着类属于刚性消费，支出规模变化不大，在收入的绝对水平不高的情况下，这一类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就较大，同时也会抑制对其他新兴消费的支出。

此外，我国消费供给结构的发展也不够完善。以医疗保健为例，2012年我国每千人的内科医生占比为1.9人，远低于美国2.5人/千人的水平。除了医疗发展整体欠缺以外，医疗资源在我国的分布也不够均衡。2015年城镇居民每万人的医护人员是50人，而乡村居民的医护人员密度不到38人/万人。尽管近年来，我国加大了对乡村医疗资源的投入，但是从专科医院和医护人员来看，我国的乡村医疗建设仍然不够。医疗水平发展的落后和资源分布的不均衡限制了我国居民扩大对医疗保健支出的空间。

未来，人口结构的变化将带来消费结构的变化。从中国各年龄段人口变化来看，未来我国老龄化的趋势会导致传统耐用品的消费下降，而医疗保险等相关服务消费会增加。同时，90后年轻人追求品质消费的习惯也会助推个性化和高端化产品和服务类消费的发展。从历史情况来看，我国每次的消费结构变化都与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密切相关，而本轮的消费升级恰好也能助推我国新兴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因此，消费转型既顺应时代又迫在眉睫。

但是我国的消费升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方面，影响消费支出的问题短时间难以解决，我国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较低，而高房价已经成既定的事实。另一方面，目前我国的居民收入水平也不支持新兴消费的大规模支出。未来促进我国居民消费的关键还是在于提高我国居民的绝对收入水平，控制房价的上涨速度。

4. 收入端：居民收入偏低，亟需全面减税

4.1 分配结构：薪资占比偏低，盈利带动税收

最后我们从收入的角度进行考察，对比中美等国的收入分配。

薪资占比偏低，税收占比偏高。从收入法下GDP构成看，中美营业盈余占比均在25%左右、固定资产折旧占比均在15%左右，主要的区别来自于劳动报酬和生产税净额。虽然中国劳动报酬占GDP比重高达47%，但仍与美国的53%存在差异，低于后者6%。与此同时，生产税净额占比却比美国高7%。因而，从构成看，中国劳动报酬占比偏低，税收占比偏高。

企业盈利与税收收入：从拉动到拖累。以往我们依靠廉价的劳动力发展工业，工业企业利润高增长又带动税收收入高增长，表现为过去20年间企业盈利、税收收入的增速远高于经济增速和工资增速。但随着12年前后人口红利逐渐消退，薪资增速逐步企稳，占GDP比重也反弹回升，而随着城镇化步入尾声，工业供需格局开始恶化，工业利润与税收增速同步下滑，并成为经济的拖累，因而过去10年间，劳动者报酬的增幅明显高于企业盈利和税收收入的增幅。

4.2 劳动报酬：整体依然偏低，贫富分化收窄

人均劳动报酬偏低。从总量看，16年中国GDP约为11.2万亿美元，美国则是18.6万亿美元，中国占到美国的60%，而16年中国劳动者报酬5.6万亿美元，美国则是10.0万亿美元，中国占到美国的56%，两者基本匹配。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美国人口3.2亿，仅为中国的23%。因而，从人均看，差距将被进一步放大。中国人均GDP仅为美国的14.1%，人均劳动报酬仅为12.6%，人均收入仅为10.3%。

基尼系数高位回落。值得庆幸的是，从居民收入的分布结构看，08年以来中国居民基尼系数从49.1%的历史高位持续回落，11年已低于美国，16年探底至46.2%。而同期美国基尼系数却在不断上升。不过，从全球比较来看，美国基尼系数在全球名列前茅，中国在各新兴市场国家中也处较高水平，未来减缓贫富分化之路依然任重道远。

4.3 企业盈利：工业主导盈利，国企成为拖累

工业主导中国企业盈利波动。由于中国工业生产决定经济走势，企业盈利占GDP比重与工业企业利润增速高度相关，都经历了08年跳水、10年回升、15年新低、16年反弹。相比之下，08年后美国制造业企业盈利增速和企业盈余占GDP比重走势的相关性大幅下滑，虽然制造业利润增速整体零增，但企业盈利占比稳定在25%左右。以制造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表现萎靡，而占比更高、盈利能力更强的第三产业成为中流砥柱。

国企成为主要拖累。进一步拆分中国工业企业盈利构成，股份制企业占比近半，私营企业约为1/4，外商投资企业约为1/5，而国企约占1/8。而对比各类工业企业经营绩效，国企以高达61.4%的资产负债率、每百元资产仅实现59.5元收入，以及5.03%的主营业务利润率，成为主要拖累。

4.4 税收收入：税负整体偏高，企业缴纳为主

中国税负整体偏高。从税收的整体水平看，根据15年的数据测算，中国税收收入占GDP比重为18%，与OECD国家34%的水平相比明显偏低。但是和其它新兴经济体相比，墨西哥只有17%，印度16%，巴西15%，中国的税负水平要略高一些。

企业纳税占比主导。而从税收的结构看，当前我国共有包括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车辆购置税、车船使用税，烟叶税等18个税种。16年增值税的收入占总税收的31.2%，其次的企业所得税占比22.1%，两者共同构成了一半以上的税收。不难发现，前四大税种都是由企业缴纳，此外由企业承担的税种还包括：城市维护建设税，土地增值税、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等等，企业缴纳部分占税收收入之比合计超过85%。而个人直接缴纳的占比不大，个人所得税、车辆购置税、房产税合计比重仅11.5%。

相比之下，欧美发达国家以直接税为主，且个税比重大，因而直接征自企业的所得税和生产销售环节的间接税比中国低很多。例如美国，联邦和州及地方的税收中，来自个人的比重占65%，其中个人所得税就达63.6%，而企业承担的税负占比只有35%。而与其他亚洲国家相比，中国企业纳税的负担也不轻。日本企业仅直接承担65.3%的税负，韩国、越南等国企业的税负也都低于中国。

美国公布税改方案，中国亟需全面减税。美国已在11月初公布税改方案，一次性下调企业税率从35%至20%，个人所得税率从七档降至五档，最高个税与现有标准一致。这意味着中国面临的外部压力上升，为了避免资本和制造业长期的流失，需要加快税改的进程、进一步优化税制结构、减轻企业负担。

5. 投资驱动尾声，经济以人为本

回顾以往中国经济发展，生产端由工业主导，伴随城镇化的过程，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镇，为工业生产提供劳动力，而工业的发展虽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相关服务业的发展，不过后者在经济中的比重直到13年才超越前者。

而收入分配中更向企业盈利、税收收入倾斜，劳动力供给充足使得工资长期保持低增长，这为企业，尤其是工业企业盈利的高增长创造了有利条件，而较高的企业税负又带动税收收入高增长。但这一情况在近几年发生了逆转，人口红利消退和最低工资标准的持续上调，叠加工业化放缓，令工业企业盈利增速持续放缓，使得13年后工资的增速已明显高于企业盈利和税收收入的增速。

需求端的动力则主要来自投资和出口。加入WTO后为中国经济带来制度性红利，而工业企业利润、税收收入的持续高增长，为地产、基建投资提供了基础，后者又进一步带动工业生产，最终“投资—工业生产—企业盈利及税收—投资”的循环得以巩固。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直到13年才超过投资。

人口红利逐渐消退，投资驱动步入尾声。不难发现，以往经济发展主要由工业投资驱动，但这一模式却在13年后难以为继。这是为什么呢？经典的增长理论告诉我们，中长期经济增长由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三大要素禀赋共同驱动。以往我们的优势在于人口，充沛而廉价的劳动力既为工业化、城镇化提供了要素，也创造了需求。而13年前后人口红利拐点的出现，令这一增长模式出现瓶颈。

结构差异源自模式，增长动力决定未来。而中美经济结构差异的根源也来自于此。当人口数量优势（人口红利）开始消退，人口质量优势（工程师红利）将取而代之，随之而来的是工资水平的上升；当投资、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开始下降，当人民的需求由物质文化升级为美好生活，消费将成为拉动需求的主力；而在薪资增速上行、供需失衡的背景下，改善企业盈利不仅要靠改革供给来改善供需，更有赖于降低税负、减少企业制度性成本。

经济以人为本。长期来看，经济以人为本，未来只有提升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水平，改革制度释放活力，才能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是实现更平衡更充分发展的必经之路。而这些的落脚点都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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