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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
营改增全面试点
更要关注实际税负
杨志勇
最近，一些地方加大营业税征管力度，营改增全面试点，这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支持。地方政府的支持，不仅仅在国地税合作上，而且也表现在税收负担的落实上。营改增全面试点的大环境是经济形势非常复杂，不确定性仍然广泛存在。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继续推行积极财政政策，且注意加力增效。正因为如此，营改增才与减税政策联系在一起。营改增本来就是税制改革，是建立现代税收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只不过，改革与政策周期的一致性，决定了营改增与减税政策的紧密联系。改革与减税也因此没有先后之分。没有减税的营改增就不符合当下经济政策的要求，也会导致营改增难以为继。
营改增全面试点强调行业税负不增加，是要从总体上保证减税效果，并保证各行业的稳定发展。行业内不同企业所面临的经营条件不同，所处的生产经营周期不同。当期进项税额的多与少将直接决定企业的实际税负。
新增不动产进项税额抵扣的影响更是不可低估。同一行业内，有新增不动产进项税额可以抵扣的，与没有这一抵扣项目的，实际税负会有天壤之别。如规定单一企业税负不增加，则可操作性极差，也容易让减税政策流于形式。改革前后的行业税负评估显然比单一企业税负更具有可比性。
更容易进行税负对比并不等于税负比较容易操作。此间有一个参照系的选择问题。改革前后名义税负的比较就可能会产生误导。税负对纳税人来说，有意义的是实际税负，而不是名义税负。
名义税负容易计算，实际税负的确定却不太容易。这里不仅有税收优惠政策对税负的影响问题，而且还需要考虑税负归宿难题。同样的税收优惠政策，由于税基不同，所产生的减税规模效应也会有很大差别。而且，各种具体的税收优惠政策是如何作用的也需要进一步了解。
从政府层面来说，这是税式支出核算问题。从现实来看，税式支出核算在中国还处于起步阶段。税式支出核算，并进而编制税式支出预决算，才能够为税收优惠政策效果评估提供基础数据。税式支出预算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需要有一个过程。远水解不了近渴。估算税收优惠政策的减税效应却无法回避。否则，实际税负多少无从得知。
不管怎么样，名义税负和实际税负越轻，对纳税人越有利。减税就是要减轻税负，要呵护纳税人，让政府与纳税人共渡难关。毕竟，这是一盘大棋，下起来不会那么容易。有些问题很复杂，方案设计时可能都没有考虑到。有些问题可能考虑到，但不够周全。试点提供了纠错的机会。从这一点上看，试点是在为增值税立法打基础。
更难的税负归宿问题，还是值得下一番功夫来讨论。对于纳税人来说，名义税负和实际税负都只代表纳税人经手了多少税收，而不代表实际承担了多少税收。这就是税负转嫁与归宿问题。
税制改革方案的设计者不能不在此多用点心。试点中也应密切关注这一点。行业税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现实中存在的各行各业都是社会所需要的。
从全行业来说，税负确实可能向其他行业或消费者转嫁。因此，行业税负水平高，有时并不能说明纳税人实际承担的税负重。对于纳税人来说，更有意义的是资本的税后回报率。企业追求更多的利润或更高的利润率。投资者追求更高的回报。现实中不乏这样行业，所缴纳的税收多，税负重，但行业中的企业日子好过。
最典型的莫过于烟酒行业。社会上要找到比烟酒行业税负更轻的行业，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中间行业的税负本来也是可以转嫁的。这么说来，似乎一切税负都要落到最终消费者身上。事实也不是如此。
不少人以为增值税制的设计就是要让税负层层转嫁，而且是价格和税收分开的，怎么会有税负转嫁做不到的事呢？如果增值税税负能彻底转嫁出去，那么我们就不会遇到企业抱怨增值税税负重的问题。对于消费者或者其他买方来说，购买决策取决于所要支付的金额，至于支付金额是价格还是税收不一定会过多考虑。
当然，可以用于抵扣当期销项税额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对价格和税收可能分开处理。但是，无论企业的会计账务如何处理，价格和税收都改变不了成本费用的属性。行业税负整体轻，对行业发展是有利的。国际间的比较可以看得更清楚。行业税负也是现实中行业利益代表者为本行业利益代言的原动力。
一般情况下，同一行业的不同的供给方之间存在市场竞争关系。在商品和服务同质的条件下，价格越低的一方越占优势。成本费用低，低价的可能性才越大。
任何一家企业，都不可能长期将价格定在低于成本费用的水平上。行业内的不同企业会在竞争中分化，形成具有不同竞争力的企业。只要社会需要这一行业，那么这一行业中的竞争力排在前列的企业就越有活力。也就是说，在一国内部，最终决定市场成败的是企业核心竞争力，而不是税收。
营改增的全面试点不能不关心纳税人税负。但是，从技术可操作性来看，对于纳税人最有意义的个性化的税负因素无法得到个性化的考虑。这是包括税收政策在内的公共政策的局限性。
整体税负下降，对于所有企业来说肯定是好消息，但是，企业最终总有好坏之分。营改增全面试点的减税主要考虑的是试点前后的税负比较问题。从税制的完善来看，这还不够。增值税立法需要从国家层面上看增值税负担问题。这既是一个税制结构的选择问题，又是增值税制的国际竞争力定位问题。
中国已经决定提高直接税收入比重，这意味着包括增值税在内的间接税收入比重要下降。增值税税率在简并之中下调，是符合深化税制改革方案中的税制结构优化要求的。跨境购物的流行，使得间接税占比高的国家消费流失到境外。从税制的国际竞争力的构建来看，增值税税率也有进一步下调的余地。
时下，总是有人说欧洲的增值税税率多高多高，但是，不要忘了中国是在增值税税率相对较低的亚太地区，所面对的最直接的竞争对象在亚太地区。
5月1日，营改增全面试点就要启动，营业税即将退出历史舞台。但是，税收征管中将在一段时间内出现营业税和增值税并存的情况。有些地方担心营改增之后税收收入下滑，就希望通过加强营业税征管力度，为未来做更充分的准备。可是，地方如果真的这么做，那么倒霉的是纳税人。更重要的是，营改增全面试点就可能起不到减税的作用。
不可否认，过去的税制存在较大的征管弹性空间，征管力度加大，税收就上去，且常常屡试不爽。靠文件要求地方不这么做，效果可能有限，因为地方这么做，也没有违反现有的规定。这提醒我们，增值税立法应该尽可能地堵住漏洞，尽可能地缩减征管弹性空间，让增值税征管在更加规范的环境中进行。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院《财经智库》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研究员）
·宏观·
猪肉价格为何飙升
叶德磊
近几个月来，猪肉的价格一路飙升，“牛气”冲天。猪肉价格的这种飙升情景近十多年来几乎每年再现。猪肉价格为何经常会涨声响起呢？
从需求方面来看，食用猪肉是大多数国人的习惯，这一饮食习惯是很难轻易改变的。特别是大多数农村地区和中小城镇的居民，每隔一段时间就希望在餐桌摆上猪肉，朋友聚餐和逢年过节时，猪肉是餐桌上不可或缺的主菜。
数量众多的体力劳动者更是每隔几天就渴望食用猪肉，以便补充体内能量。也就是说，猪肉的市场需求带有刚性特征。如果用经济学术语来讲，就是猪肉的需求弹性很小，即使猪肉的价格有较大幅度的上涨，消费者对它的需求也不会有明显的减少。
有的“砖家”呼吁民众改变传统的餐饮习惯，减少对猪肉的食用，增加对其他肉类的食用。这是非常不现实、不可取的。一个民族整体上的餐饮习惯岂会轻而易举地改变？更何况，如何增加对其他肉类的食用，其他肉类就能够满足庞大的市场需求吗？它们的价格就不会上涨吗？
譬如，牛的饲养更困难、生长周期更长，如果经常食用牛肉的民众显著增加，牛肉的价格很可能上涨更猛。鸡肉、鸭肉、兔肉等能够取代猪肉在餐桌上的地位吗？就数量而言，几十只兔子还比不上一只猪的分量。所以，在猪肉的需求侧进行改变的可能性很小，还是要在猪肉的供给侧想办法。
过去，农村地区每家每户都养猪，许多单位也派专人养猪。现在因为卫生原因、外出打工原因等，养猪的家庭越来越少。特别是由于生猪的价格波动大，许多专业养猪户也纷纷转行。
经济学上有一个著名的蛛网模型，描述的是有些商品的供给是受上一个时期的价格引导的，例如上一个时期某商品的价格较高，会刺激这种商品的生产增加，但这种商品的生产周期较长，现实的市场供给往往在本期形成。
但本期的市场供求常常与上一时期不同，这样价格就会剧烈波动。生猪的市场供求实际上就是如此。譬如，第一年的生猪价格较高，养猪户于是增加幼猪的存栏数。等到第二年生猪长大后投放市场时，由于前期的存栏数大增，生猪价格大幅下降，养猪户的养猪收益和积极性受到严重打击，所以，他们又会减少养猪。
生猪供给的减少和猪肉的刚性需求又会导致生猪价格上涨。如此循环往复，使得许多养猪户深感承担不起生猪价格的大幅波动而放弃养猪。养猪户的不断减少使得猪肉价格在经常的大幅波动中总体上逐渐升高。
猪肉还存在一个结构性问题。高端品牌猪肉的供给更少，但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观念的变化，高端品牌猪肉的价格容易走高，而这又会带动整个猪肉市场的价格上升。
所以，在控制猪肉价格方面应做的工作是，通过一些优惠性政策扶持生猪的规模化生产经营，改变目前总体上的小生产格局。同时，应该运用金融创新，为养猪户提供价格风险管理的工具，稳定养猪的收益和预期收益，保护养猪的积极性。
譬如，可以考虑开设生猪期货合约交易。这样，养猪户就可以通过期货交易进行套期保值，锁定生猪的出售价格。既然大连商品交易所可以推出鸡蛋期货合约的交易，生猪期货合约交易的推出在技术上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更何况，生猪期货合约交易在美国等国也已经存在。我们不能每年面对猪肉价格的飙升仅仅是碌碌无为地叹息，而必须有所作为。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纽约笔记·
不确定性推动
国际油价继续波动
金蓓蕾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和非欧佩克产油国日前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冻结石油产量会议无果而终，油价短暂下跌后反弹。国际能源署(IEA)表示，即便欧佩克及非欧佩克产油国能够达成冻产协议，对全球供应的影响也有限，油市不太可能在2017年之前恢复平衡。
高盛在最新的研究报告中直言，在花了18个月时间实现“供需再平衡”之后，直到现在才开始谈论限制原油产量，恐怕已经意义不大。欧佩克内部有着诸多潜在的增产来源以保证该组织原油产量的增长。
近年来，随着美国页岩油生产商开始威胁欧佩克的市场份额，以沙特为首的欧佩克企图通过增加产出来打赢低油价大战。
自2014年6月触及114美元/桶高位以来，由于供应大量过剩且需求放缓，油价暴跌约60%。鉴于OPEC与俄罗斯协议限制原油产量，国际油价在过去两个月里上涨了30%。国际油价未来的走向将受到诸多不确定性的供需因素的影响。
供给方面，国际能源署(IEA)称低廉的石油价格使欧佩克以外的石油产量下降，国际石油市场将于下半年“趋于平衡”。 IEA在4月14日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全球石油过剩将由上半年的150万桶/天降低到下半年的20万桶/天。
欧佩克以外的石油产量将出现1992年以来的最大幅度下降。近年来，美国的页岩油产量急剧增长，使得沙特处在市场份额的防守位置，但过去几个月美国政府宣布下调其页岩油产量。石油价格的低迷会导致美国其他石油企业的破产，并且减少石油产量和供给。
但沙特可能会提高石油产量，部分产油国表面支持冻产，近期亦扩大产量。对于产油国来说，他们所面对的不仅仅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还要面对在新能源崛起的未来市场对于原油需求变化的挑战。
需求方面，由于经济增长表现不佳，全球石油需求依然处于下滑趋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4月12日下调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称，全球经济增长仍在继续，但增速放缓且日益脆弱，这导致全球经济面临更大下行风险。
如果前景持续恶化，世界经济有可能陷入长期停滞。欧佩克在最新发布的月度报告中表示，将201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幅预期下调5万桶/天，现预计增长120万桶/天。欧佩克表示，由于新兴市场经济扩张速度放缓、北半球气候温暖以及中东燃料补贴政策取消等原因，该组织下调全球石油需求增幅预期。当前负面因素似乎大于正面因素，如果现有迹象持续，全球石油需求增速将继续被下调。
美国市场观察文章指出，目前原油市场供过于求的局面仍然存在，预计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存在。从现在开始，在石油供需达到平衡之前，基本面都不会得到真正的改善。在石油产出率与基于全球经济的需求量实现平衡之前，石油供过于求的局面就会继续存在。
专栏作者及金蛋投资创始人霍华德·R.金认为，除非全球经济衰退，石油产量和价格将不会比现在更进一步下跌。EIA评估预计，WTI基准价格今年可能达到平均每桶38美元，在2017年达到平均每桶50美元。
卢克石油(Lukoil)执行长预计到今年底国际油价将达到每桶50美元。长期行业顾问、前美银美林副主席汤姆·皮特里4月20日指出，美油的“新常态”可能较当前40美元/桶价位翻一番，但在2018年左右之前不要指望油价会回升至65美元/桶到80美元/桶。“我们将看到北美、中国及其他非欧佩克来源充分下降，明年此时供应过剩即便不能全部消除，也将消除一大部分。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去掉这些库存。”
“自2014年年中开始的油价暴跌并不是个例，2007-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油价也大跌超过50%，”美联储前信贷风险主管理查德·罗伯茨表示，“不过，金融危机期间的价格下跌主要原因是全球经济活动明显的放缓。这段期间全球需求的疲软也导致了除石油之外的商品价格的大幅下跌。”
相比较而言，这次的石油价格下跌主要是由于全球石油供应的减少。“短期内，油价变化背后的驱动因素似乎有些抵消预期。罗伯茨预期未来的石油供应最终会稳定下来或被欧佩克减产，因为他们继续面临着石油收入的调整。这种供应的减少将会推动油价上涨，不过，价格的增长将会因为放缓的全球经济导致石油需求削弱的期望而减慢。
尽管如此，他仍然估计石油价格将在2017年中期增加到每桶65美元。
（作者系《东方早报(博客,微博)·上海经济评论》驻纽约记者。郑景昕编辑，工作邮箱：zhengjx@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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