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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将“新闻宣传工作”改成“新闻舆论工作”，这其中有何深意？舆情和舆论的关系是什么？如何区分互联网舆论中的真假民意？大数据时代给我们的舆情研究提供了怎样的有利条件？在3月26日举行的第二届中国舆论学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传播研究所所长唐绪军以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展开论述如何准确把握大势、科学分析舆情，引发业界人士的思考。
唐绪军认为，把“新闻宣传工作”改成“新闻舆论工作”，体现了我们党对舆论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舆论是一个权重很大的变量，基于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与广泛应用，已经使得舆论成为了影响政府决策和中国政治进程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从“宣传”到“舆论”，可以看出它是一个主体和客体不断变化的过程。舆论的主体是普通的民众，客体也正在从以前的主流媒体报道变为主流媒体报道和民众观点意见的结合，舆论流向已从以往的至上而下的单线型传播变为目前的多向传播。
“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能拿着它放大自己的声音，一个很小的事件通过互联网的放大，就有可能成为现实中一个很大的事件。在这个过程中间，哪些民意是真的？哪些是伪民意？都需要我们仔细判断。我们也不可否认，这里头有相当多的水军在制造民意。
舆情跟舆论有怎样的关系？唐绪军指出，舆论是多数人的意见，是多数人对某一件事的意见表达。舆情是目前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广泛使用过程中产生的一个概念，它指的是潜在的、显性的舆论的情势。舆情有酝酿期、发展期、爆发期、衰退期，当它在酝酿期的时候，可能并不会形成我们所说的舆论，但是它会慢慢成长。传统媒体时代只有经过大众媒体的广泛传播，才有可能唤起人们对某一个社会问题的关注，进而形成舆论，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其情势不太容易把握。但是在网络时代，公众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受众了，同时也是传播者，具有对信息的选择权、主动权和发布权，各种非主流的人群、边缘人群同样可以在网络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因因此，也就带来了关于舆情的监管。
中国目前正处在一个贫困频现、危机频发、风险丛生的这么一个社会转型期，由于我们国家在人口地域、民族、历史沿革和现实发展条件等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也就具有多样化的特征，这就使得社会风险呈现出极大的复杂性，然而任何社会风险都是从量变到质量变的过程，都是有先兆和预警的。因此很多社会事件可以通过舆情监测、调查或者大数据挖掘来预测，并且通过制定必要的预防与应对的方案和策略，将风险和损失降低到最低的限度。
唐绪军指出，大数据的时代给我们研究舆论、把握舆情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基础性的条件。怎样把非结构化的数据结构化，怎样在看似不相关的两组，或者多组数据之间找出他们之间内在的联系，这就是我们做舆情分析和研究所需要做的事情。善于发掘大数据间的关联性，可能会更有效地把握舆情。
在此社会思想和舆情生态多元多变之际，舆情研究是回应社会关切、疏导社会情绪、疏导社会情绪、实施舆论引导的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其宗旨在于还原社会真实的意见构成，为社会凝聚共识、为改革会聚合力，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动力。理论和舆论之间有什么关系？今年年初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刘云山指出理论和舆论紧密相关，舆论的背后总是体现一定的思想理论的倾向，舆论跟着理论走，理论靠着舆论推，这也是规律。提高舆论引导能力，重要的是树立科学的理论思维和正确的思想方法，防止简单化、片面化，要把理论工作和舆论工作更好地结合起来，把理论上的正本清源与舆论上的有效引导结合起来，提升宣传思想工作整体水平。我们研究舆论，提供舆情报告，其目的在于引导掌握舆论、引导舆论。理论是舆论引导的基础，通过分析舆情了解舆论，为舆论的引导提供一些基础的数据，这是二者之间的关系。
最后，唐绪军对舆论研究提出三点希望，与君共勉：
第一，采集数据尽可能完整准确。数据来源如果不准确，那么分析结果就是可疑的；
第二，分析方法要尽可能科学合理，要考虑到各种各样的变化因素；
第三，呈现的结果尽可能客观公正，坚持科学研究的结果，不人云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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