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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和运用，传播载体快速更新，传播样态日益丰富。深刻认识舆论的生成演变，科学改善舆论生态，对定国安邦、社会治理等具有重要意义。对此，需要加强对舆论学相关理论与实践的研究。
主流媒体要成为“压舱石”
在当前更为开放的网络舆论环境中，如何建构科学健康的舆论生态，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需要从多方面着手。
人民网副总编辑、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副主任董盟君认为，在移动端日益成为舆论“发酵场”的背景下，新闻工作需要优化资源配置，将资源从纸媒、广电等传统媒体拓展到互联网新媒体。“从供给侧入手改善舆论生态”，主流媒体要保障和增加内容供给，对冲自媒体上的舆论偏差，成为社会舆论的“压舱石”。
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沈阳看来，政府的信息公开也要进行改革，把大量对普通民众有用的信息投放到整个舆论市场中去，与需求侧达到一种适配，使信息需求侧和供给侧之间的关系得到基本平衡。“在需求侧要提醒网民理性表达，同时，也要提醒相关部门强化信息的共享机制和开放意识。”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张昆认为，当下社会需要更加理性的声音，需要专业媒体的权威性。
对于如何提高舆论引导能力，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唐绪军认为，重要的是树立科学的理论思维和正确的思想方法，防止简单化、片面化，把理论工作和舆论工作更好地结合起来，把理论上的正本清源与舆论上的有效引导结合起来，提升宣传思想工作整体水平。
舆情研究是基础性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特别强调了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
“把‘新闻宣传工作’改成‘新闻舆论工作’，这体现了党对舆论认识的一个新高度。”唐绪军表示，互联网及相关媒介技术的迅速发展与广泛应用，使得舆论成为影响政府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从“宣传”到“舆论”，可以看出新闻工作主体和客体的变化过程，舆论的主体是普通民众，舆论流向已从以往自上而下的单线型传播变为目前的多向型传播。
唐绪军认为，舆情研究是基础性工作，大数据时代为我们研究舆论、把握舆情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而在舆情分析研究之前，首先要清楚舆论场的形成及其运行机制。复旦大学传媒与舆情调查中心主任童兵就“潜在舆论场”做了解读，他认为，潜在舆论是当下中国社会生活中非常重要的舆论，主体连接的是家人、邻里、朋友、师生等社会组群，借助书信、电话、手机、微博、微信等媒介直接传递某些话题，同官方舆论、民间舆论以及海外舆论相比较，有其特殊性。他认为，认识和把握潜在舆论是实施社会综合治理的新的着力点。
童兵认为，如果对潜在舆论缺乏深刻的洞察和把握，就谈不上社会综合治理的实现。对官方舆论、民间舆论和潜在舆论三股舆论力量有全面的认知和把握，就能够使这三股舆论力量保持正常关系，在这种条件下，潜在舆论就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潜力，成为社会治理的正能量和社会发展的动力。
完善舆论学学科体系
面对当前中国社会发展和舆论研究发展的历史契机，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舆论学研究委员会会长谢耘耕认为，未来我国舆论学研究应该在厘清舆论学本体问题的基础上，积极借鉴吸收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精华，构建原创性理论模型，持续加强理论框架的创新，不断完善舆论学学科体系，为科学阐释舆论现象和进行舆情监管提供科学依据、指引。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邹振东认为，舆论研究经历三个时代，第一是舆情监测时代，相当于“水温监测”。第二是舆情应对时代，相当于危机管理。在第三个时代，需要让舆论学“回家”，要回到舆论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来确认舆论学的发展，定义它的范围、半径和价值。在邹振东看来，必须把舆论研究的范围从舆论研究和媒介研究扩大出来；必须把舆论研究从新闻理论和大众传播理论中超越出来；必须把舆论研究的方法从样本研究方法中解放出来。
谢耘耕对中国舆论学科体系的建设提出初步构想，其中包括加强舆论学理论框架的创新，完善舆论学研究方法体系，出版会刊、教材、专著，培养复合型舆论创新人才和应用人才，建立学术规范、行业标准以及从业人员职业道德准则，构建舆论支持系统，设立舆论学学会奖，等等。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王润泽表示，“中国历史、政治传统、社会生活中关于舆论的丰富思想是世界舆论学术的重要部分，学界可围绕这些进行深层次的讨论，推动中国舆论学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霍文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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