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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北京中关村二小的事，无论被定性为“偶发事件”还是“校园欺凌”，今天看来，其引发的舆论风暴，比那些造成更严重后果的欺凌事件要大得多。从传统媒体到新媒体，从地方媒体到中央媒体都在关注这件事，甚至不同倾向的意见，在网络空间里发生了激烈的碰撞。
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如何应对媒体的密集关注，如何面对舆论和公众的不同声音甚至是指摘，就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能增加家庭和学校、学校和社会之间的互信，为教育赢得宽松环境，处理不好甚至处理失当，则可能会增加很多额外的压力甚至不好的后果。提高舆情处置能力，处理好学校和学生、家庭及社会的关系，尤其是避免撕裂这种关系，也是教育能力的一部分，是实施良好教育的基础，否则，信任一旦被打碎，关系一旦被撕裂，教育的效度和效果也就无从谈起了。
事件发生后，人们在关注孩子的同时，也在关注事件旋涡中的中关村二小，关注着这所学校在巨大舆论压力面前的表现。压力之大，肯定超出了学校的预想。这个压力首先来源于一个阶段以来，整个社会对校园欺凌现象持续关注。几乎可以肯定，如果没有舆论对校园欺凌现象的持续关注和讨论，如果没有这种关注和讨论塑造出的话语场，中关村二小受害学生家长的一纸网文，很难获得这么大的舆论回响，而且这么快、这么密集。另一个压力源，就是事情发生在北京。发生在北京，和发生在偏远乡村，所引发的舆情当然是不一样的，而且反差极大。北京密集地汇聚着全国最有影响力的权威媒体和传播机构，会聚着权利意识和参与感极强的各种职业群体，呈现着交错的社会结构和复杂层级交汇出的纷杂声音，具备迅速形成强大舆论声势的各种现成条件。在对孩子教育高度重视的今天，在涉及孩子安全、平等和权利等问题上，几乎所有的人群都高度敏感。中关村二小面对的，正是这种敏感的集中释放，压力焉能不大？坦白说，学校应对舆论压力的表现有很大的改进余地，比如，那份一发出来就迅速招致批评的“声明”。
只要不给当事双方的孩子造成伤害，对中关村二小在事件处理过程中的表现，舆论尽可以站在各自角度和立场给出不同评判，甚至提出某些批评，都是可以的。但其中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那就是过于集中的舆论关注，很可能演变成事实上的惩罚性围观，进而加大了学校从容处理问题的难度。表达这样的担忧，并不是排斥媒体的关注和监督，就一家媒体的报道和评论而言，也许各自都有准确把握，学校也能接受。但几乎所有媒体在有限的时间段里都聚焦到这一事件上，就汇聚成了一种异乎巨大的超越新闻的力量，这就大大超过一所小学的承受能力。不要说是一所小学，就是层级不低的政府和公共机构，面对这种强悍的围观，也不能保证应对得那么从容。
中关村二小在处理这件事上，显然低估了新媒体环境下舆论的汹涌力量，缺乏化解这种力量的能力使学校在处置上陷入了被动境地。紧随其后的过大压力，尤其是先入为主的道德批评，不管对双方孩子的家长，还是对学校，都会成为严苛舆论环境的一部分，这其实不利于更好地处理问题。
我们需要舆论监督，但也需要一点舆论宽容。对学校来说，过于严苛的舆论环境，面对难以消化的环境压力，学校内部的教育教学管理出现某种变形，甚至最终导致教育进取意愿的衰减——而这可能是最坏的结果。这些年来，一些中小学的管理越来越精细化，比如不到上班时间不开校门、放学后不许学生在学校过多逗留、减少激烈的体育活动、取消春游等校外活动，诸如此类的现象，恐怕都和舆论环境给学校附加过多的社会压力有关，这值得媒体和公众认真思考。媒体的关注是为了给孩子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把问题处理好，社会舆论也需要对学校多一点宽容留一点白，存一份静观的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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