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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国史学界对改革史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真正有分量的成果还不多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央将有隆重的纪念活动，中央和地方党史机构也都在推动改革开放史的研究。改革开放史研究在党史国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不言自明。从时间上看，改革开放时期已占到当代史五分之三的时段。问题还不在时间长短，而在于改革开放史研究的重要性。
在国内，关于改革开放历程回顾有影响的学术观点多来自一些经济学家。我认为，这种局面应当有所改变，讲述中国故事，党史国史界学者不应当缺席。第一，历史学者有自己的方法。一般来说，经济学家对事件的解释重思辨、轻史实，重逻辑、轻过程。历史学者的长处，不是提出什么解释范式，而是厘清事实，搞清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这正是我们大有可为之处。第二，在中国，即使是经济改革也不是单纯用经济逻辑能够解释的，经济改革的演进受到政治、社会、国际环境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经济决策都是政治决策。我们研究这段历史，应当有更广阔的视野。
不过依我看，党史国史学界对改革史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真正有分量的成果还不多。有一种说法，当代人不能写当代史，或者写不出一部信史。我以为，当代史研究的局限不是完全不能克服。当代人研究当代史也有独有的优势，至少有两个：一是有鲜活的史料，参与改革的许多当事人、知情人都还在，可以做大量的口述史和田野调查。二是研究者有“现场感”。所谓现场感就是经历过这段历史，有亲身感受，这个“现场感”对理解改革历史进程很重要。
改革开放史的研究可选择的有价值的题目实在太多了
与前期历史研究相比，改革开放史的研究可以说还是“处女地”，可选择的有价值的题目实在太多了，宏观、中观、微观都大有可为。不过，我主张多做区域性的、专题性的和个案性的研究。
中国改革开放是渐进式的，更多的是鼓励地方试验。许多经验是地方创造的，许多故事都发生在地方甚至民间。如农村的包产到户、乡镇企业、城市企业承包制、股份合作制等，都是地方、基层和民间先搞起来的。中国改革和发展显示出许多地方特征，特别是早期，如江苏发展乡镇企业的苏南模式，浙江发展私营企业的温州模式，广东发展三来一补、中外合资企业的模式。
区域性和专题性研究可选择的题目实在太多了。比如，重庆城市改革就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题目。上世纪80年代重庆被国务院选定为综合改革试点城市。重庆是三线建设重镇。当时中央对重庆期望很高，希望重庆发展成大西南地区的经济枢纽，并探索出一条军工民用结合的新路子。研究重庆改革具有特别的意义。
改革开放史研究的真正难点是知识储备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后，历史的演进内容比过去丰富得多，涉及制度变革和社会变迁各个领域，这对于研究者的知识储备提出了更多的要求。要揭示宏大事件发生的内在机理就要有一些思辨力，有一些多学科知识的训练，特别是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方面的知识。否则有些话题学界讨论得很热闹，你会感到一头雾水，不能进入。历史研究追求还原真相，然而真正还原历史不容易。有人把历史真相区分为事件真相与逻辑真相，我以为有道理。真正好的研究，应当探究事件背后的逻辑、它的前因后果，而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作大事记式的记录，看不到事件背后的逻辑和历史的复杂性。只有这样，才能给人一种历史智慧。
改革开放史研究更为重要的是要有正确的思维方式
改革开放史研究更为重要的是要有正确的思维方式。依我个人体会，有四点值得关注。
第一，理解改革的试验性。如何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没有先例可循，充满着不确定性。因此采取了渐进的方式，“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改革是一场试验，凡试验都可能有对有错，有成功有失败。再缜密的论证都不可能穷尽所有因素，再好的方案设计都不可能没有漏洞。改革没有最优选择，只有次优选择。
第二，改革是有成本的，没有不付出成本的改革。改革是一个利益调整的过程，从长期看改革会让所有人受益，但近期可能会让一部分人承担代价。例如在上世纪90年代“抓大放小”的国企改制中，工人承担了主要代价。
第三，改革的某些扭曲变形现象。改革开放就如恩格斯所说，是由“历史的合力”推动的。一项政策的实施结果完全与初衷相吻合，这样的情况很少。例如上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制是必要的，但也带来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改革，也与最初设想有很大差距。其中一个原因是，整个改革过程始终存在复杂的利益博弈，再缜密的方案也抵不过利益相关者的精明计算，利用政策漏洞追逐自己的利益，或将改革向有利于个人利益的方向扭曲。
第四，改革举措的时效性。每一阶段改革都是为了解决当时突出的矛盾，但同时可能引出新的矛盾，因此，需要与时俱进、不断调整。但是，不应把后期出现的所有问题简单地归咎于前期政策失误。不能因为上世纪90年代农业“规模不经济”问题而否定80年代的农村改革；不能因当前的税制问题而否定90年代的分税制改革；等等。
中国改革始终都是问题导向的，是一个不断总结经验纠正失误、与时俱进的过程。观察和思考改革史，应当有这样的视角。对中国改革史的梳理和总结，既要揭示“中国奇迹”的逻辑，也要反思“中国问题”的成因，才算是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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