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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红军长征记》:不可磨灭的长征记忆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国工农红军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在长征中,中国工农红军以无与伦比的英雄气概,粉碎了国民党上百万军队的围追堵截,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跨越万水千山,于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三大主力(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完成了战略大转移,结束了转战八省、行程二万五千里、历时两年的长征。其征程之长,处境之险恶,斗争之激烈,堪称史无前例。长征的胜利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是不可战胜的。这一震撼全球的伟大壮举,被西方学者称为“激动人心的远征史诗”“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
长征的胜利,在每个参与者的脑海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于是一九三六年的春天,八路军政治部宣传部的有关人员开始考虑编一本关于长征的书。据编者说,当时编辑的计划是,集中一切文件和一些个人的日记,由几个人负责写。但被指定写的人无时间,一直延宕到八月,不得不改变原定计划,而采取更大范围,集体创作。同年八月五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和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以他们的名义,给各部队和参加长征的将士们发出电报和书信,希望他们用多种形式写出自己的经历以及在长征中的见闻和观感。电报称:“现有极好机会,在全国和外国举行扩大红军的宣传,募捐抗日经费,必须出版关于长征记载。为此,特发起编制一部集体作品。望各首长并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断,于九月五日以前汇交总政治部。事关重要,切勿忽视。”此外,征稿信中也说:“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文字只求清通达义,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来函请于九月五日以前寄到总政治部。备有薄酬,聊表谢意。”董必武《长征纪事》的回忆和注释,也写到了上述的内容。
当时在八路军政治部宣传部工作的丁玲,是参与编辑《红军长征记》(下面简称《长征记》)的人员之一。她于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五日写的《文艺在苏区》(《丁玲全集》第七卷)生动地描绘了收到征文后的心情:“新的奇迹又发生了,这便是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征文。开始的时候,征稿通知发出后,还不能有一点把握。但在那悄悄忧心之中,却从东南西北,几百里,一千里路以外,甚至远到沙漠的三边,一些用蜡光油纸写的,用粗纸写的,红红绿绿的稿子,坐在驴背上,游览塞北风光,饱尝尘土,翻过无数大沟,皱了的纸,模糊了的字,都伸开四肢,躺到了编辑者的桌上。在这上面,一个两个嘻开着嘴的脸凑拢了,蠕动的指头一页一页地翻阅着,稿子堆到一尺高,两尺高。这全是几百双手在一些没有桌子的地方,在小油灯下写清了送来的。于是编辑们,失去了睡眠,日夜整理着,誊清这些出乎意料,写得美好的文章。”
到了一九三六年十月底,收到的稿子有两百篇以上,以字数看,约五十万言,写稿者有三分之一是素来从事文化工作的,其余是“桓桓武夫”和从红角星墙报上学会写字作文的战士。至于怎样来采录、整理和编次这些稿子呢,编者的方针是:一、同一内容的稿子,则依其简单或丰富以及文字技术的工拙,来决定取舍;二、虽是同样的内容,散在两篇以上稿子里,但因其还有不同的内容,也不因其有些雷同而割爱;三、有些来稿,只是独有的内容,不管文字通与不通也不得不采用;四、有些来稿虽然是独有的内容,但寥寥百数十字,而内容又过于简单平常,那也只好割爱了;五、来稿中除一些笔误和特别不妥的句子予以改正外,其余绝不滥加修改,以存其真;六、编次的方法,是按着时间和空间。
经过丁玲等编委的剪裁,一份初稿形成了。在当时的形势下,又被抄成了二十四份,其中的大部分多分请参加长征的将士们订正补充,最后又将这些修改本集中,选择其中一本最完善的作定稿本,当然,别的本子中有好的修改也都过录到了定稿本上了。
《长征记》终于在一九四二年出版了,它是记载长征这一历史史实的最早文献。它的征稿始于陕北的瓦窑堡,在保安进行编辑工作,而全书的编定则在延安完成。笔者所见到的这部书分上下两册,三十二开,除书名外,还印有“党内参考材料”“总政治部宣传部印。一九四二年十一月”,此书当属非卖品。当时的宣传部部长为陆定一。此书之更重要处还在于封面上又有总司令朱德的签名。这部书是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珍藏的数十种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共党内珍贵图书、党的文件中的一种,这些珍藏都是美国著名作家、《西行漫记》的作者埃德加·斯诺先生捐赠的。斯诺于一九三六年六月第一次进入陕北苏区,先后采访了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将在苏区的所见所闻向全世界作了真实的报道。这本《长征记》应是总司令朱德赠给斯诺作纪念的。
《长征记》前有出版者的话:“这本富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珍贵的历史价值的《红军长征记》一书(原名《二万五千里》),从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二日编好(见编者的话)直到现在,已经五年半以上了,其间因编辑的同志离开延安,而伟大的抗日战争又使我们忙于其他的工作,无暇校正,以致久未付印,这是始终使我们放不下心的一件憾事。现在趁印刷厂工作较空的机会,把它印出来,为的是供给一些同志作研究我军历史的参考,以及保存这珍贵的历史资料(近来借阅的同志很多,原稿只有一本,深恐损毁或遗失)。本书的写作,系在一九三六年,编成于一九三七年二月,当许多作者在回忆这些历史事实时,仍处于国内战争的前线,因此,在写作时所用的语句,在今天看来自然有些不妥。这次付印,目的在供作参考及保存史料,故仍依本来面目,一字未改。希接到本书的同志,须妥为保存,不得转让他人,不准再行翻印。总政治部宣传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长征记》总共四百一十二页,收有回忆录一百篇,上册四十二篇,下册五十八篇,附歌曲十首。又附录《乌江战斗中的英雄》《安顺场战斗的英雄》两篇。书后另附有《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详细记录了行军年月、出发地点、经过地点、宿营地点、里程)、《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经过名山著水关隘封锁线表》(详细记录了年月、省份、名山、著水、封锁线及关口要隘草地、备考)、《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所经之民族区域》《红军第一军团长征所处环境一览表》。
回忆录中有董必武《出发前》《从毛儿盖到班佑》《夜行军》《长征中的女英雄》,杨成武《突破天险的腊子口》,张云逸《聂都游击队的记述》,耿飙《由临武至道州》,莫文骅《在重围中》,谭政《最后的一道封锁线》《向赤水前进》,陆定一《老山界》《榜罗镇》,刘亚楼《渡乌江》,彭雪枫《娄山关前后》,舒同《芦花运粮》《遵义追击》,陈士榘《三过遵义》,萧华《南渡乌江》,邓华《北盘江》,童小鹏《禁忌的一天》,王首道《长征中九军团支队的段片》,李一氓《从金沙江到大渡河》,黄镇《长征中的红五军团》、《回占宝兴》等。以及曾三、艾平、陈明、郭滴人、张山震、李雪山、王辉球、廖智高、罗华生、熊伯涛、贾拓夫等,共四十四人。歌曲有陆定一和贾拓夫的《长征歌》,陆定一和戈丽的《红军入川歌》,陆定一和黄镇的《打骑兵歌》,陆定一的《两大主力会合歌》,彭加伦《渡金沙江胜利歌》等。回忆录中的文章描述了红军不被强大的敌人所吓倒,又不为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所征服的斗争历程。篇篇可以看出红军浴血奋战,斩关夺隘,抢险飞渡,翻越雪山,跋涉草地的英雄气概。也有一些回忆录为近十多年来出版的文集所遗漏,如徐特立的《长征中的医院》即为《徐特立文集》所未收。李富春的《暂别了!江西苏区的兄弟》也为《李富春选集》失收。谢觉哉的《真是蛮子》《抱桐岗的一夜》《番民生活鳞片》都是《谢觉哉文集》外的佚文。此外又如陆定一《长征歌》则与《陆定一文集》中所收的有很多不同,而《红军入川歌》《打骑兵歌》则为《陆定一文集》未收。至于其他的许多文章也多未见后来的如《回顾长征》等二十多本专书收录。
“天翻地覆慨而慷。”中国革命的胜利确是来之不易。《长征记》虽然纸质粗糙,但仍保存良好。这几十年来,国内出版的革命回忆录数以千计,有关长征的回忆录、史料、大事记也出版了不少,为“长征”的研究奠定了绝好的基础,但是鲜有研究者提起此《长征记》,可见其流传稀少,不为有关部门和研究者所知。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这或许是在中国革命文艺运动史上,在物质条件极为困难的条件下,由众多军队作者围绕一个专题,从不同角度创作出的数百篇作品汇集而成的唯一著作,因此它的意义就非常重大。此书执笔者写作的时间,离长征胜利仅有数月,途经之事,记忆如昨,历历在目。同时执笔者多半是拿枪杆子的,是向来不懂得所谓写文章,只是在枪林弹雨中学会作文字的人们,他们的文字技巧平常,但他们能以朴素的文字来写他们所经历的伟大的现实,故粗糙质朴、没有怎么加工的文字,不仅是可爱,而且必然是非常可贵的。因此,这本书对于研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长征史来说,确实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是一部珍贵的、重要的历史文献。(沈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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