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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主持军委工作以来反复强调，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强军之基。去年军委改革工作会议上，他要求全军“着眼于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抓住治权这个关键，构建严密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今年初，他视察13集团军时又指出，要“更加坚定自觉地推进依法治军，为推进强军事业提供重要保障”。深入贯彻落实习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就是要运用“法治＋”理念，把战备、训练、教育、管理、后勤、装备等各个领域都纳入法治化轨道，确保部队依法治军与改革强军。
一个既大且强的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一支能打仗、打胜仗的现代化军队必然是法治军队。我军近90年的辉煌奋斗历程，就是法治化与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并生同行、共融互促的生动实践，深刻揭示了法治军队与强大军队之间的本质联系，可以说，“法治＋”是强大人民军队的“基因密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在继承我党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思想和传统的基础上，着眼建军治军内在规律，遵循强军兴军时代要求，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归纳起来主要是“四个一”：明确一个战略定位，指出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强军兴军的基础所在、现实所需，并上升到建军治军的基本方略突出强调；推进一个深刻变革，指出要实现治军方式从单纯依靠行政命令的做法向依法行政、从单纯靠习惯和经验开展工作的方式向依靠法规和制度开展工作、从突击式运动式抓工作的方式向按条令条例办事的“三个根本性转变”；突出一个鲜明导向，指出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使厉行法治、严肃军纪成为常态，真正让铁规发力、禁令生威；规划一个实践路径，指出要强化全军法治信仰和法治思维，努力形成党委依法决策、机关依法指导、部队依法行动、官兵依法履职的良好局面。习主席这些重要指示，既是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深化推进的科学指南，也为“法治＋”的提出运用厚植了理论根基。
强军必先强法。随着我军深化改革和转型建设“二马并车”加速前行，内外环境、使命任务、武器装备、官兵结构、指挥模式以及作战样式等都发生深刻变化，军队法治化建设机遇与挑战并存，为推进“法治＋”提供了难得契机。一方面，信息化转型建设需要法治来推进。越是信息化越要法治化。美军也认为，没有标准的联合作战是“真正的地狱”，这个标准就是法治化。我军正努力提高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要使信息力与打击力高效融合，实现信息主导、网聚三军，同样离不开信息法治化。另一方面，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需要法治来护航。改革后军队呈现出指挥结构扁平化、要素配置信息化、专业分类精细化、技术构成复杂化等显著特点，亟须相适应的法治保证，使改革与立法协调推进，确保改革始终在法治化轨道上正确前行。
推行“法治＋”行动计划，需要上下形成统一共识，齐心聚力推动才能有效落实。推动“法治＋”，最紧要的是在革故鼎新中立起“两种观念”：一种是“时代不断发展、形势总在变化，法治必须跟上”。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不允许战士穿皮鞋、戴手表，前些年不让战士用手机等，到最后都不得不放开。法规制度更新总是被动顺应时代变化和官兵期盼，这与有的领导干部思想跟不上趟、观念转不过弯有很大关系。另一种是“理念可以创新、思想可以解放，行动必须依法”。现在许多领导干部学识高、思维活，在治军带兵上常有许多“新招”。有的经过检验确实是“好招”，但也有些没与法规对表，存在“合情不合法”“事在法外”等现象，成为强化法治思维和建设法治军队的“梗阻”之一，必须果断解决。
“法治＋”是一项系统的长期的工程，当前亟须解决改革强军中的一些重难点问题。一个是新体制运行后联战联训联管问题。比如怎样定位各级指挥和领导机关的职责，怎样从战略层面加强对作战准备的筹划，怎样对部队实施科学高效的指导等都还是新生事物，需要边运转、边研究、边规范。一个是军民融合与军地法规对接问题。军民融合作为国家战略之一，也是深化军队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方面法规制度还有不少“空白地带”。如过去军队伤病残人员移交、官兵转业复员安置、野外驻训造成群众庄稼损失等，大多采取与地方协调处理的办法，落实过程中无法可依、相互扯皮的现象屡有发生，急需立法解决。一个是编制体制方面依法定编用编的问题。外军对增减编制的规定和程序十分严格。相比之下，我军各级“编制就是法规”意识树得还不牢，在机构人员调整设置上还有随意性，存在按需增编、领导定编等现象。还有一个是依据法规抓安全的问题。美国陆军有60多部安全管理条令法规，通过严格依法执行，基本消除了军事安全管理的空白点。我军目前仅有一部安全工作条例及部分规定，主要是依靠各级领导机关和基层干部骨干抓安全，在依法抓好部队安全管理上还有很大作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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