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依法治国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中国法治实践的开展,特别是党的十五大确立依法治国方略之后,中国的依法治国理论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中国法治国家建设的理论指导和推动力量,勾勒了中国特色法治国家建设的目标框架。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分别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论述,面对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新形势新任务,强调了法治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提出了关于依法治国的一系列新概

原标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依法治国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　蒋传光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紧密结合起来,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以此为指导,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必须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围绕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推进法治理论创新,发展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体现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依法治国提供理论指导和学理支撑”。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中国法治实践的开展,特别是党的十五大确立依法治国方略之后,中国的依法治国理论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中国法治国家建设的理论指导和推动力量,勾勒了中国特色法治国家建设的目标框架。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分别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论述,面对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新形势新任务,强调了法治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提出了关于依法治国的一系列新概念和新观点,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一系列理论问题,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框架基础,使依法治国理论有了进一步的创新和发展。

一、对法治在治国理政中功能和作用的认识进一步深化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法治在治国理政中功能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法治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并成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追求的目标。在当前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面对的形势是两个“前所未有”,“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怎样才能做到规避风险、化解矛盾,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目标就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怎样才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路径就是依法治国,实行法治。这种对法治认识的深化具体体现在,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依法治国成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的重要内容,法治理念、法治保障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和共同信念,法治中国建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法治的保障。

二、依法治国理论在新形势下的创新和发展

依法治国理论在新形势下的创新和发展主要表现为,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新概念、新表述被引入依法治国理论体系。

确立社会治理中的法治思维方式。所谓法治思维,就是化解各种社会矛盾,要注重法律方法和手段的运用,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完善各种具体法律制度,确立公民和各级政府机关的规则意识和契约意识,引导公民对待各种涉及自身利益的纠纷,寻求理性的解决手段,构建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模式。

把法律价值的要素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民主”“自由”“平等”“法治”“公正”“和谐”等理念,都可以被视为法律价值的基本构成要素。把法律价值的构成要素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全社会法治观念和法治意识的确立,有利于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弘扬,有利于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建设。

法治中国统领下的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等一系列概念,其相互之间存在何种内在逻辑关系,对这些问题的理论探讨,有助于进一步深化理解法治中国建设目标的内涵,并为法治中国建设提供成熟的法学理论引领。

三、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一系列理论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论述和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立足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际,直面我国法治建设领域的突出问题,明确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基本原则,回答了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关系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有针对性地回应了人民呼声和社会关切。

深刻阐明了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关系。党和法治的关系问题是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决定》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党法关系时也指出:“党和法的关系是一个根本问题,处理得好,则法治兴、党兴、国家兴；处理得不好,则法治衰、党衰、国家衰。”“我们必须牢记,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是我们的法治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治最大的区别。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建不起来。”《决定》的这一内容和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核心问题给予了明确回答。

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坚持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是正确处理坚持党的领导与国家宪法和法律的关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应遵循的重要原则,也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必须遵循的准则。

确立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决定》在理论创新上的一个新亮点和理论贡献。

阐释了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内涵。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一个新的法学概念,它涉及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法治保障,以及党内法规体系建设等内涵丰富的综合性内容。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建立在改革开放以来法治建设实践基础之上的,是对目前法治建设各个环节的概括和综合。

强调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法治与德治并重。法律和道德是国家和社会治理中,共同发挥作用的两个重要手段,维护国家和社会秩序,既需要法治,也需要德治,两者不可或缺。在社会治理中法治和德治的作用同等重要。

突出和强调宪法在依法治国中的地位。提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为确立宪法权威,提出了对提升人们的宪法观念将会起到重要促进作用的一系列新举措。

确立良法之治,明确地方立法权限。“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重视良法在法治建设中的地位,是《决定》在理论创新上的一个亮点。在完善立法体制方面,《决定》提出“明确地方立法权限和范围,依法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这是首次在党的文件中加以规定,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举措。

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改革和法治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改革和法治两者在理论逻辑上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如果从顶层设计的层面看,一方面,法治建设是全面深化改革内容的一部分,是全面深化改革追求的目标；另一方面,法治的理念在今天能够得以确立并成为社会共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被确立为治国方略,法治国家建设从法律体系的基本建成,到司法体制改革的启动等一系列成就的取得,也得益于改革,是改革的一系列重要成果之一。换言之,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法治建设各方面的成就。

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决定》提出了法治政府建设目标要求,即“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如何达到建设法治政府这一目标,《决定》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和新措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论述中也有较为丰富的相关内容。建立政府责任清单。依法行政,要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坚决消除权力设租寻租空间。健全依法决策机制,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全面推进政务公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一理念被写入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文件。以此精神为指导,全社会对司法公正重要性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为保障司法公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司法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理念,提出了一些具有创建的改革思路和举措。

全面依法治国,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非常重视,强调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厉行法治,不断提高依法执政能力和水平,不断推进各项治国理政活动的制度化、法律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就是要通过法治宣传教育,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法治意识,提高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对各级领导干部,不管什么人、不管涉及谁,只要违反法律就要依法追究责任；要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重要内容,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重要依据。

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的许多理论创新观点,必将对依法治国的实践起到理论引领和支撑作用；提出的一系列新思路和新举措,对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将起到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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