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需要创客教育？

　　去年9月初，谢作如老师接到南都公益的采访，并完成关于“创客教育”的系列文章。创客学社将为大家分享共6篇关于其对创客教育的相关精彩文章，第一篇为“我们为什么需要创客教育？”，讲述了当今我国教育的一些问题以及创新在当下的重要性等问题。以下为内容原文。

　　

　　有人说，教育是最大的公益。目前，登记在册的4610家公益基金会中，逾7成与教育有关。助学是慈善家首选的公益项目，支教是大学生志愿者最喜欢的志愿形式，中国现代公益起于以建学校为主的“希望工程”，如今，众多执行型基金会正规模复制多媒体课堂。

　　民间的公益资本在试图加速中国基础教育的发展，但是，绝大多数项目本质上依旧是培养标准化人才，而非个性化人才；依旧是为学生积累更多知识，而非培育其创造力素养；依旧是在传统的教育理念框架下做增量，而非为备受诟病的教育体制做变革性的突破。

　　越来越多的家长意识到，一味地灌输知识不足以让孩子在未来社会中立足，在一二线城市，许多并不十分富裕的家庭愿意为“体制外”的教育项目花钱，让孩子参与各式“兴趣班”，竭力培养其独立思考、并动手将创意落地的能力。

　　当前，中国正在驶进一个依靠创意驱动的时代，各行各业的商业模式正在被重构，每家每户的生活方式正因移动互联网而改变，在这个时代，墨守成规者的社会戏份会逐步减少，脑洞大开的“创变者”（ChangeMaker）会越来越多地登上舞台。

　　创造、创新从未如此重要。以至于国家领导人也喊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经济口号。

　　“创客教育”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这个源自美国STEAM教育理念的新事物在近年于北京、上海、深圳几个超一线城市悄然走红。他们建造了许多高科技的、有趣的实验室，让普通孩子在里面制造自己的小机器人，和其他前所未有的新事物。其教育强调将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艺术（Art）和数学（Mathematics）5门学科进行融合，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并非夸大“创客教育”的社会功能，这只是社会创新的万千形式之一。但是，这种指向创造力培养的新型教育理念正吸引着各路资源。于政府，这是一个教育改革的潜在抓手；于企业，这是一个前景广阔的蓝海市场；于社会组织，这是一个能植入公益理念的绝好平台。

　　变革教育制度，推动社会进步，“创客教育”也许能打开一个突破口。

　　理想与现实

　　2015年夏天，BBC纪录片《中国式教育》引发热议，策划人异想天开地让中国“精英教师”给英国“熊孩子”上课，一开始，学生被老师训哭，老师也几乎被学生逼疯，一派鸡飞狗跳状，但到最后，剧情来了个大反转，中国教师带领“熊孩子”在最终的考试里完胜其他“熊孩子”。

　　在以考试论成败的规则之下，中国式教育完胜的结局几乎是必然。自明朝恢复科举制度起，中国数百年来积累了一整套批量生产标准化人才的教育模式，而对这种标准化人才验收的方式，就是考试，而评价优秀教师的方式，就是学生的考试成绩。

　　可惜的是，擅长考试，并不能真的为国人挣得荣誉。

　　英国作家西蒙·詹金斯写给《卫报》的专栏文章中写道：“我们知道的是，半个世纪以来，虽然美国和英国在这些排名榜上始终表现差劲，却在学术研究、科学专利、发明创新、繁荣、创造力等方面引领全球。对他们来说，民主活力很重要。在我看来，中国教育和俄罗斯教育一样，擅长制造机器人。”

　　国人难以辩驳詹金斯的说法。新中国成立已60多年，改革开放也已30多年，中国在自然科学领域的成就依然乏善可陈，诺贝尔获奖者的名单上迟迟没有本土华人的身影，苦求多年，登堂入室的也仅有莫言一人而已。而莫言获的是文学奖，其作品主要描述落后的中国农村。

　　而在商业领域上，“中国创造”更是没有存在感。如日中天的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其核心产品几乎全是借鉴国外的既有模式，百度的模板是谷歌，阿里巴巴借鉴亚马逊、Ebay，腾讯早期的QQ参考QICQ，如今的微信学习Facebook。目前，APP创业大热，而每一款获风投追捧的APP，几乎都能在美国找到相应的模板，这种情况，如当年风靡全国的香港歌曲——总能在国外找到原版。

　　有人不以为意，认为国人抄袭有理，山寨得有水平。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中写道：“要知道，中国人一直善于研究，但凡世界上出了个新东西，甭管是不是自己研制的，拿来研究研究，几天就能造个差不多的出来，仿制且不说，往往质量比原件还好。”这种国人很爱听，但我想，如果这个国家真的有创造力，畅销书作家估计更愿意用“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之类的话来表达民族自豪感。

　　个性化教育是创造力的源泉，但现实是，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一统国家，要实现个性化教育是难的，也许还有政治上的风险。

　　于中国而言，高考制度是各式教育创新的天花板，短期内难以突破。倒不是这种以理论考试为主的“科举取士”无人意识到其弊端，而在于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实。枯燥而缺乏创造力的高考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中心城市与边缘山区的学子在同台竞技时不至于有太大的差距。倘若依赖大量资金投入的个性化教育的项目更大程度地影响了社会流动的阶梯，寒门将更难出贵子。

　　但是，中国社会的深层次问题不应以压制教育创新的方式来解决。如今中国已进入以创意经济为主导的后工业时代，创客教育及其理念的提出，有利于培养更适应时代的人才，无疑是历史发展的方向，对长于培养标准化人才而短于培养创意人才的中国教育体制而言，是为其源头注入活水，虽有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但想必也如同政治、经济领域中的诸多革新，破冰虽难，但历史的车轮总是向前的。

　　众筹与未来

　　创客教育在出现之初，只是属于少数人讨论和研究的领域。曾有经历那段时期的教育人士回忆，那时候连创客都还没有进入大众的视野，更别说是创客教育，“你要是问身边的朋友听没听说过创客教育，他们都会摇头说不知道”。

　　国家领导人以公开视察的方式为“创客”的概念破冰，2015年初，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到深圳柴火创客空间视察，他称赞并鼓励那些年轻创客们：“你们的奇思妙想与丰富成果充分展现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活力，这种活力与创造，将会成为中国经济未来增长不息的引擎。”

　　柴火创客空间造物吧的工作人员还记得，以前他们到学校推销创客教育产品时，虽然老师们愿意，领导也感兴趣，但大多数学校最后还是表示“要再看看”。在总理视察后，许多中小学校主动找上门，希望将创客教育引入学校。

　　但是，因教育体制的内外差异，中小学主动引进创客教育项目依然是小概率事件。比如，市场化的创客教育项目更多的是产品思维，注重用户体验、投入产出比，但在进入学校时，校方多半会问：“创客教育课程如何进入学校的教学实验，如何开展创客授课与学习作业布置？”两者各有不同的话语体系，若是双方跨界能力不足，往往出现“鸡同鸭讲”的尴尬。

　　为之提供解决方案。2015年中，这个在深圳政府授意下开展的人才计划以“创客教育”为名组建了一个跨界的培训班。在这个培训班里，有企业主、投资人、政府官员、学校教师、职业公益人，还有媒体记者。有别于一般培训班的是，主办方要求学员们联手孵化出能为“体制内”所用的市场化创客教育项目。

　　他们希望在跨界合作的平台上达成社会创新。其中，一个名为“苹果树”的项目令人印象深刻，这项目由一名富有煽动力的职业投资人领队，并有体制内的资深教员加盟，计划开发一个供孩子们在线上进行创意交流的APP，他们引入了网络游戏构造虚拟社区的产品模式，并设计了吸引企业参与的游戏规则，有望产出一个在赚钱的同时兼顾公益的创客教育产品。

　　类似“苹果树”的项目，在深圳并不鲜见，事实上，在2014年末，深圳的创客氛围已经达到了一个临界点，福布斯中文网如此写道：“深圳已经具有完整的硬件创业产业链基础和氛围，既有创业氛围浓厚的柴火创客空间，又有haxlr8r这样的硬件加速孵化器，还有Seeed Studio这样的能够为创客提供小批量生产的组织。这里充满机会，也不乏陷阱；空气中弥漫着进取，也散发着狂热，应是创客开拓新天地的王国。”

　　障碍自然还是有的，比如说，如“创客教育”这样的概念，于公众而言还是太陌生了。

　　一群“创变者”希望为之加一把柴火。2015年九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创新研究院、深圳市创新企业社会责任促进中心、《中国财富》杂志社与“公益星火”三期联合发起了一个名为“解密创客教育”的图书众筹，计划集业内专家、媒体记者、企业精英以及公益人士之力写一本书，详解中国创客教育现状，并推动创客教育行业的形成。

　　创客教育出现，会在经济与社会领域催生怎样的变化，目前难以估量，只是，在许多人看来，这种源自教育体制之外的新尝试，有可能最终撼动大树。

　　文章来源：谢作如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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