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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经济新变化及其前景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资本主义国家对国内经济政策和制度运行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这些新变化能否为资本主义带来转机，引发危机的因素是否已消除，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是否会有所改变？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对资本主义经济调整的效果具体研判，更需要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开展深入分析。
新变化
第一，在资本结构上，通过加强监管限制金融资本的过度发展。
作为对此次危机的反思，西方国家纷纷把加大对金融资本的监管、力图控制其贪婪性作为调整措施的重点。一是制定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如美国签署了《多德—弗兰克法案》，引入“沃克尔法则”，对高管薪酬、风险交易、消费信贷等设定了新规则。英国《2010年金融服务法》将“金融稳定目标”新增为金融服务局的法定目标之一。德国制定了针对虚拟经济的《金融市场稳定法》。二是设立专门的监管机构，建立新的监管协调机制。英国设立了审慎监管局和金融行为管理局，美国设立了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澳大利亚设立了审慎监管局等。三是对金融企业高管的薪酬进行限制。美国政府规定，接受政府援助的企业高管现金薪酬不得超过50万美元。欧盟规定银行必须将现金红利的比例限制在红利总额的30%以内，数额特别巨大的则限制在20%以内。
第二，在产业结构上，掀起再工业化浪潮。
20世纪70年代以来，去工业化成为欧美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特征。美国实体经济占GDP的比例从1950年的61.78%下降到2007年的33.99%，制造业从1950年的27%降至2007年的11.7%。欧盟2007年工业产值仅占GDP的18%，吸纳的就业人数比为17.9%。为扭转这一局面，欧美通过产业升级和技术革命，重塑国家产业结构，将再工业化的重心放在新兴产业和高端制造业，尤其是“绿色经济”的发展上。
第三，在所有制结构上，国有化再次成为保障资本发展的重要手段。
国有化曾经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前，航空、钢铁、造船、铁路、邮政等行业都是国有化的重点领域。在金融业中，意大利、法国、德国等国家资本所占的比重在1973年也分别达到了75%、60%和54%。危机发生后，国有化再次成为解救资本主义的重要手段。美国于2008年9月起以优先股、认股权证或普通股为交换，向房利美和房地美、美国国际集团等企业注资。英国在2008年以500亿英镑购买主要金融机构的优先股，为其提供资本金。德国也在2009年通过《救援兼并法》，规定在特定情况下政府可以对陷入困境的银行进行国有化。
第四，在发展模式上，调整现有经济模式，力图为资本主义制度注入新的活力。
一是削减福利制度，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养老金和退休制度改革。法国、英国、意大利、德国、希腊等欧洲国家纷纷提出改革计划，提高领取退休金的年龄和养老保险金的缴纳比例等。二是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调控。在新自由主义的发源地美国，更是采取各种措施刺激经济的发展，如延长减税政策、推进医疗保险改革、推出新移民法案等，力图扩大总需求，缩小收入差距以及引进人才等。
前景分析
资本主义自我调整所引发的经济新变化，使其走上了缓慢复苏的道路，2014年度欧盟经济增长率约为0.8%，美国达到了2.4%。但这并不说明资本主义已彻底摆脱危机。欧元区2014年失业率超过11%，资本主义陷入了“无就业复苏”状态。从本次新变化的具体表现来看，不仅没有理论上的重大突破，也没有出现明显的新的经济增长点，资本主义的发展前景短期并不明朗，长远来看也未出现能使其摆脱“两个必然”的历史命运的重大变革。
第一，经济金融化仍然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隐患。
危机后的金融监管效果并不明显，金融化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重要特征。首先，金融资本总量和金融业利润再创新高。据美国数据追踪和研究企业SNL金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银行业在2013年第一季度的净利润为403.6亿美元，2014年第二季度净利润为402.4亿美元，分别达到23年以来利润记录的前两位。其次，金融衍生品交易并未得到有效控制。危机后，尽管场内衍生品交易有所缩减，但据国际清算银行对G10和瑞士等11个国家的主要银行和交易商进行的调查统计显示，场外衍生品未平仓合约名义价值从1998年的80万亿美元增长到2012年底的633万亿美元，增长约8倍。再次，金融资本的垄断有增无减。2012年，仅摩根大通、高盛与花旗银行3家金融机构投资银行业务的净利润就占到了全球投资银行业的1/3。2013年，美国最大的6家银行拥有美国金融系统67%的资产，其资产总量比2008年增加了37%；金融业的利润占到美国企业部门利润的40%以上。最后，金融危机后，金融资本的抵制和游说也使得监管法案的执行缓慢乏力，沃克尔法则的实施日期一再拖延，薪酬控制成为一纸空文等，都表明经济金融化将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常态，而脱离了实体经济的金融资本的发展必然会在将来引发更大的危机。
第二，实体经济并未明显扩张，新的经济增长点并未形成。
以本轮再工业化过程中政府投入和法律保障等各方面力度最大的美国为例，多项指标都表明再工业化战略成效有限。从制造业在GDP产值中的比重看，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09年制造业在GDP产值中的比重为11.92%，2010年后稍有增加，但增幅并不明显。从产值看，美国工业总产值在2008年为54549亿美元，2009年降至44655亿美元，2010年后逐步回升， 2013年达59269亿美元，与危机前相比提升并不显著。从制造业创造的就业看，2010年10月到2015年7月，美国制造业增加的就业岗位近90万个，远少于2000—2009年间制造业流失的600万个工作岗位。从本轮再工业化重点发展的新能源行业来看，新一轮的技术革命尚未形成，现有产业和技术的推广与应用空间有限，未能形成新的主导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第三，资本主义自我调整和修复的空间越来越窄。
首先，危机后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创新乏善可陈，在进行调整时部分程度上借鉴了凯恩斯主义的方法，却摒弃了凯恩斯主义相对注重增加工人收入、提高有效需求的理念，反而缩减工人工资、保护垄断资本利益，因而在本质上是“以新自由主义来挽救新自由主义”。其次，危机后尽管从短期来看加强了对经济的监管，但救市措施导致垄断资本力量的加强，必然会从长远上要求扩大经济自由度，为加剧生产的盲目性埋下隐患。同时，削减福利制度也在迫使相对具有进步性的发展模式向更有利于垄断资本利益的模式靠拢。再次，资本主义经济调整遭到越来越大的抵抗。随着资本主义经济调整举措的不断展开，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反动属性越来越清晰，因而在工人运动中政治诉求逐渐显现，出现了“终结资本主义制度”等口号。2015年5月1日，意大利、韩国等多国都爆发了以“抗击资本主义”为名的示威游行。
第四，资本主义积累体系面临更大的危机。
从资本主义国家来看，资本主义的调整举措使垄断资本的力量更为强大，而被视为“福利国家的引擎、稳定发展的主要力量”的中产阶级则加剧分化，国内贫富差距程度日益拉大，为资本积累设置了障碍。美国国会发布的报告显示，1993—2012年间美国最富有的1%人群的实际收入暴增86.1%，而剩下人群只收获0.6%的增长，其贫富差距已近乎100年来的历史最高点。在欧洲，2012年底也有24%的人口即1.21亿人受到贫困威胁。从世界范围来看，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夺性积累造成了后者的贫穷与落后，在2014年福布斯公布的全球人均GDP排行榜中，美国人均GDP为52800美元，最贫穷国家却仅有600美元。这种剥夺性积累既限制了世界范围内的总消费能力，也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发展中国家改变现有国际经济格局和金融体系的不断努力。201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分别进行改革，提高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份额，而亚投行的成立更对美国的金融霸权及其主导的金融体系构成了巨大挑战。
危机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表明，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和修复并未使资本主义寻找到迅速发展的新路径，其“想靠牺牲商品主要消费者的利益，牺牲工人的利益，牺牲农民的利益，牺牲劳动者的利益来摆脱危机”，“结果不是摆脱危机而是加深了危机，积累了引起更加剧烈的新危机的新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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