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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早些时候，我被邀请到普林斯顿大学的平等和文化研究中心讲座，当时校园里有很多反种族主义的抗议者。我从机场过来的司机是一个有着灰色马尾辫的白人Mickey。他说自己是特朗普的支持者，而且看上去很惊讶于我不是。在一个小时的车程里，他讲述了他的故事。
他在一家汽车工厂关闭搬走前工作了30年，负责座位安全带的部分。他现在靠给豪华轿车做司机、做手工艺和在一些教堂传道谋生。他坚信国家系统被操纵了，而唐纳德·特朗普正是那个打破现有体制的“拆迁球”。
他看起来并不是那种典型的种族主义者。当我告诉他，我是从印度来的，而且是一个穆斯林，他停顿了一下，然后礼貌地问了一些问题。比如为什么穆斯林会把神称为“安拉”？我们是怎么看待耶稣的。
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在我读过的所有多元文化理论中，白人异性恋基督徒，都是最享有特权的。但现在的事实是反过来的：我坐在豪车的后排，而他作为司机，载我去参加演讲，获取丰厚报酬。
我在路上遇到最多的就是普林斯顿的学生们。在午饭期间，他们挫败地跟我聊起了在校园中的边缘化处境。他们举了一个例子：他们对伍德罗·威尔逊公共和国际关系学院举行抗议想要他们改名，但是最终无果而终。
我看着这群多文化背景的学生，在我边上吃着蘑菇包，讨论着分裂问题，这才意识到，这是自从我自己作为学生激进分子，20年来最舒服的时候。
相反，我却想不起我上一次和一个工人阶层的白人聊起失业或者家庭生活是什么时候了。我同情普林斯顿的学生们的挫败感，建议让我们都把眼界放开一点。我告诉他们我和Mickey发生的故事。我告诉他们，作为有色人种，我已经习惯了被欺侮，我经常会被白人看作“不正常”。
但是我回想起了大学时，对我的父亲诉说我被欺负时他回复：“还有很多人愿意跟你交换处境。如果你说自己是被欺侮了，那你觉得他们是什么？”我想Mickey一定很愿意和我，或者和这些学生们交换。当我下车时，他依依不舍地看了看周围，想象如果他上了大学，生活也许会不一样。而在他成长的年代，这根本没必要。
我抑制住了自己想要让他回到学校接受教育的想法，而是想到了一个想法。Mickey这样的白人工人出生在制造业经济的时代，而我是个生在多文化知识时代的印度极客。如果有一天告诉我，数字时代已经过去了，我那些收集数据、分析趋势的技能都没有用了。也许我就应该回去学学怎么在工厂干活儿了。
我想，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觉得国家系统被操纵了。也许只是因为时代变了。我想起了有一次我的母亲生病，但是芝加哥大学医院的接待员说医院已经满了。于是我给我认识的一个医生打了电话，然后她安排了一个床位。
是我操纵了国家系统吗？
那普林斯顿的学生们有能力打这个电话吗？Mickey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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