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政治格局变化及对亚洲经济的影响

（原标题：欧美政治格局变化及对亚洲经济的影响）

欧美政治格局乱象的主要原因是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模式的问题日益突出；社会理想和现实能力之间的差距拉大；国家利益和实现利益能力之间的差距扩大。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其维护国际秩序的成本日益加重，而美、欧、日经济的弱化使得其主导国际秩序的能力大幅下降，国际秩序出现了全面弱化的趋势。而对亚洲经济的影响，短期内负面大于正面，长期则很难预测，主要取决于大国，特别是中美两国，如何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和处理好它们的内部事务。

近年来欧美政治格局的突出特点

近年来欧美政治格局的突出特点就是一个字：乱。欧洲乱，主要表现在经济持续不景气，社会矛盾激化，难民问题突出，恐怖袭击频繁，政治上右倾保守势力上升，一体化进程严重受阻，英国脱欧，未来几年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的国内政治演变充满变数。

美国也乱。一是政治上两极化问题越来越严重。民主和共和两党在一系列问题上越来越难以达成共识，受此影响，行政部门施政难度不断增加。此外，两党内部极端势力阵容扩大，民主党内桑德斯代表的左翼势力和共和党内克鲁斯代表的右翼势力影响凸显。共和党内，以茶党和特朗普为代表的新生势力竟然公开挑战该党主流精英传统的基本理念和主张，且发展势头强大。在此背景下，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主流精英轮流执政的政党制度正在面临一个历史性挑战。

二是经济上贸易保护主义势力上升。最近一次总统大选中两党候选人都明确表示反对美国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耐人寻味。按照惯例，共和党一直主张自由贸易，执政党候选人通常会维护本党政府的政策立场，特朗普也应如此。从前期任国务卿时的表现看，希拉里本人也支持推动贸易自由化。所以，按理说两人都不应该反对TPP的。显然他们在竞选中公开反对TPP不是偶然的，因为两人都很清楚美国有很多人反对经济过度开放，所以，为了赢得选举，他们只能违背党或个人的意愿采取上述立场。

三是社会上族群分裂问题加重。围绕警察执法是否歧视黑人或少数族裔的争议此起彼伏，引起世人广泛关注。在此背景下，最近一次美国总统大选可以说既令人揪心又让很多选民极度失望。从民调看，美国选民对两个总统候选人都很不满意，最后的投票结果应该是极端无奈的选择。特朗普出乎意料的获胜使得美国主流精英倍感失望。国际上，除少数国家外，大多数国家也都不同程度地在关注中显现出不安。

欧美政坛乱局的主要原因

为什么欧美政坛会出现上述乱局？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模式的问题日益突出；二是社会理想和现实能力之间的差距拉大；三是国家利益和实现利益能力之间的差距扩大。

一、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模式的问题日益突出

这种类型的全球化主要特征是重效率、重公平，但忽视平等。这种纯粹以市场竞争为导向的全球化逻辑决定了从中获利的人和失利的人之间必然出现越来越大的鸿沟，国内和国际上财富分配越来越趋向两极化，这种情况为日后反全球化势力的增长创造了条件。

具体而言，这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进程。早期，欧美利用自己对资本、科技和科学管理能力的高度垄断，一方面通过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和出口工业产品，拓展海外市场；另一方面通过大量海外投资，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攫取高额利润。这使得它在国内有可能长期维持高水平的生活和高福利政策。

然而，在从上述做法获得巨大好处的同时，这种做法也给欧美自己日后的衰落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主要体现在其他国家在欧美主导的经济体系下利用自己的后发优势发展起来，先是日本，后是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四小虎（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特别是后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这些国家经济的发展逐渐打破了欧美国家对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垄断，一方面使得欧美国家先后出现国内制造业大规模外移，产业空心化；另一方面使得欧美国家技术和管理能力方面的收益相对明显减少。面对海外激烈竞争，欧美国家失业率上升，财政收入开始入不敷出，过去长期维持的高水平生活和高福利政策越来越难以为继。

在上述背景下，欧美社会两极分化日趋严重。一方面，在全球化进程中处于优势地位的人，如资本持有者、跨国公司高管、国际金融、服务、技术和管理方面的特殊人才的收入以惊人的速度增加；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进程中处于劣势地位的很多人失去就业机会，转行在服务业就业的人的收入远劣于从前，即使保留就业岗位的人的收入也长期停滞，不少甚至不增反降，这部分人对现状的失望和不满情绪不断增加。随着时间的推移，激烈的市场竞争导致全球化中获得高收益的人数不断减少，受益较少或受害者人数越来越多，收入两极分化的情况日趋严重。

经济收入的两极分化最终导致欧美社会分化和国内政治上对立情绪上升，一方面，以社会主流精英为代表的包括大城市居民在内的全球化受益者坚持认为经济全球化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和社会进步的趋势，主张国家采取措施进一步推进全球化，正是在他们的积极推动下，美国和欧洲国家积极推动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的谈判；另一方面，以非社会主流精英为代表的包括内陆地区在全球化中没有得到好处的广大民众视全球化为威胁，要求国家采取有效手段制止全球化对他们利益的冲击，正是在他们的影响下，反对加入TPP和TTIP的声音此起彼伏。随着后者势力和影响的上升，主张贸易保护主义的声音越来越大，国际合作意愿不断下降，美国在战后建立和主导的这种重效率、重公平、但忽视平等的经济全球化模式受到日益严重的挑战，突出地表现在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在最近一次美国总统大选中胜出。

二、社会理想和现实能力差距拉大

在经济发展停滞和财政赤字高企的背景下，欧美地区的人对社会平等和正义的诉求与实现社会平等和正义的能力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以往长期高生活水平和高福利的情况导致欧美人对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要求和期待不断提高，主要表现在对内强调人权和对外推广人权。对内强调人权主要表现在对人权的认定范围不断扩展，从保护少数族裔和妇女儿童权益到维护残疾人和老年人权益，从保障所有人平等的就业机会到规范有关弱者的用语，推行力度也不断加强。对外推广人权主要体现在通过经济、政治甚至军事手段在他国推行人权。这些做法在过去经济较为繁荣的时期还能承受得起，但近年来，由于产业空心化、技术和管理能力垄断被打破，经济增长乏力，财政赤字不断上升，在国内外实践和推行上述做法的资源越来越不够用，一些做法如对少数族裔权益的保护和对非法移民权益的保护开始在欧美国内引发越来越大的争议。

随着时间的推移，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反差越来越大，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对现行做法的不满。如在难民问题上，欧美人理想化的诉求和现实的体验形成日益强烈的反差，最终导致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要求加强限制移民，甚至反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接纳难民，欧盟内不少国家的人（不止英国人）甚至因此纷纷要求脱欧。

三、国家利益和实现利益能力之间的差距扩大

和普通国家不同，作为超级大国，美国只能通过维护国际秩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普通国家可以通过搭便车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利益，美国不能，因为它的块头太大了。但是，维护国际秩序是一个成本很高的事情。历史上，超级大国大都不是被打败的，而是被维护秩序的成本太高拖垮的。所以，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的最大利益就是以最小的成本最大限度地维护国际秩序。为此，战后以来，美国一方面通过自己超强的实力，另一方面通过军事同盟体系、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以及和其他国家的各类合作关系，让别的国家一起出钱出力，共同维护国际秩序。

“9?11”事件以后，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实力明显下滑，一方面，盟国实力大幅下降，承担维护国际秩序的能力和意愿下降；另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实力大幅上升，但由于各种原因，有些国家在维护国际秩序方面的意愿不强。结果，美国越来越多地背负上维护国际秩序的负担。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不景气和财政赤字高企，美国国内反对美国过多卷入国际事务的声音不断上升。特朗普不久前在接受美国CBS电视台60分钟栏目的访谈时的一番话直接反映了美国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我们在中东花了6万亿美元，6万亿，这笔钱足够我国重建两遍。可你看看我们的道路、桥梁和隧道，还有机场，都过时了。”在他和许多美国人看来，美国人要做的事情不是过多卷入国际事务，而是把有限的资源和精力投入到国内发展和建设上来。在此背景下，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维护国际秩序的意愿和能力下降，无论是打击IS还是推动TPP问题上都体现出这一点。

由于美欧长期主导国际秩序，两者政治上的乱象和美、欧、日经济的弱化使得其主导国际秩序的能力大幅下降，国际秩序正出现了全面弱化的趋势。首先是国际经济秩序弱化，突出表现在世贸谈判停滞、区域性贸易和投资机制兴起、经济自由化面临越来越大的阻力。其次是国际政治秩序弱化，突出表现在大国之间信任基础弱化，矛盾有激化趋势：美俄、中美、中日之间关系都是如此。西方国家和中国为代表的崛起国家之间的协调出现越来越大的问题，战略上缺乏互信、沟通困难重重、具体问题上相互掣肘，合作维护秩序的意愿不强，具体体现在TPP、朝核、网络安全等问题上。最后是国际安全秩序弱化，突出表现为恐怖主义威胁上升、不扩散机制受到挑战、大国之间竞争加剧等方面。

对亚洲经济的影响

总体上说，短期内，上述问题的影响负面大于正面。长期则很难预测，主要取决于大国，特别是中美，如何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和处理好它们的内部事务。短期内，来自国内对经济全球化的失望和不满的压力将导致发达国家内部贸易保护主义势力上升，甚至经济自由化进程逆转。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会放弃推进国际经贸自由化的努力，如特朗普上台即宣布退出TPP，连TPP都退出了，TTIP也就谈不上了，推动国际经贸自由化的努力将进一步受挫，以中美为代表的双边经贸关系将出现更多摩擦。如果经济自由化是国际经济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的话，亚洲经济未来发展的前景黯淡。当然，鉴于各国相互依存程度已经很高，各国在全球化中都有着重大的利益，全球化全面逆转的可能性也不大。中美之间的经贸摩擦也会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全面对抗的概率较小。

长期看，经济全球化的前景取决于国际社会在多大程度上解决全球化红利的分配问题。解决不好则黯淡；解决得好则光明。鉴于中美两国的经济体量巨大，中美两家在这个问题上如何做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这个进程的发展方向。特朗普提出的以牺牲他国利益实现美国经济增长的方案不仅解决不了全球化红利在美国国内外分配不公的问题，反而还会损害有利于美国的世界秩序，陷美国于更加深刻的国内社会矛盾和国际冲突之中。作为意识形态上追求平等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能否为经济全球化提出一个既重视效率和公平，又兼顾平等的新的解决方案值得世人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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