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师毛利与青岛的“胜利大道”

最具喜剧成分的人物
    弗朗茨·伊克萨维尔·毛利（FranzXaverMauerer）也许是青岛纷至沓来的德国旅者当中最具喜剧成分的人物。他的一些行为常常让人们哭笑不得，不过这个“精神上稍微有些错乱，时常做些毫无意义的事情，有着各种疯狂的想法”的所谓神经病，却是个优秀的建筑师。
    1898年，毛利和许多踌躇满志的德国人一样，来到了可能在这之前从未听说过的青岛。 1900年2月，他为汉学家卫礼贤设计建造了礼贤书院（RichardWilhelm Schule）中具有中国传统风格的住宅部分。显然，这是在卫礼贤的要求下而刻意设计的。这组“能容纳两个家庭居住”的建筑现在虽然已被拆除，但从保存至今的老照片上，我们还能看到典型的中式风格。毛利是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能基本掌握中式建筑的特征与结构的？答案或许永远都是个无解的谜团了。不久，毛利又先后设计了其本人位于蒂尔匹茨大街 （今莒县路）和北京街地块上的一座公寓楼和事务所。资料显示，1902年毛利曾前往日本的一家医院，治疗其所患的精神疾病，不过这份资料并没有指出毛利在日本待了多长时间。 1907年是德国占领胶州湾十周年，为了以资 “纪念”，毛利居然想到在自己位于奥古斯特-维多利亚湾（今汇泉湾）畔“别墅区”克里斯特街的地块上设计建造一座观景台式的纪念碑——即所谓的胜利大道（Siegesallee）。
    “正版”的胜利大道是德国首都柏林著名的景点，这条长约750米的林荫大道从科姆帕尔广场（Kemperplatz）开始，穿越蒂尔加滕公园 （Tiergarten），至科尼希茨广场 （K·nigsplatz，今共和广场）。大道的两侧，是雕塑家贝加斯 （Reinhold Begas）与他的27名学生，自1896年开始，花费五年时间完成的92座普鲁士历代国王的雕像，大道的尽头是著名的、象征着德意志民族精神的胜利女神纪念柱（Siegess·ule）。
毛利的“胜利大道”
    毛利的“胜利大道”实际上也是一座纪念碑，但却并不是柏林胜利大道的 “山寨版”，除了借鉴了这个名字和其具有的纪念性意义外，他的设计思路与布置和柏林的胜利大道完全不同。从历史图片上看，毛利的“胜利大道”位于阿达尔贝特亲王大街（今栖霞路）与克里斯特街（今福山路）之间的山坡上。沿着山坡的走势，毛利设计了三个递层而上的平台，平台与平台之间各有笔直的石阶相连，在设计上采用这种布局的意图非常明显，除了利用这种顺应地势而造成的空间变化，会增加景观的气势，无形中也会给人某种崇高的感觉。在石阶尽头是“大道”主出入口，两边设观景平台，在此可以俯瞰奥古斯特-维多利亚湾的优美海景。观景平台与克里斯特街齐平，观景台的围栏以入口为中心两边向东西伸展，两边依次排开九根石柱，在每根柱子之上都有一只神兽，这种狮子和鹰鹫结合的神话动物，在德国被称为Leogryph（形似中国的辟邪）。
    1907年11月13日，毛利发表了一份所谓的《告青岛居民书》：“值此殖民地建立十周年之际，本人在经过自己住宅基地的这段克里斯特街设立一条胜利大道。入口西侧，九个伫立有狮鹫的柱子一字排开，他们充满力量的前爪中握有象征德意志的徽标。柱子下面的说明文字刻有历任德国总督或他们代理人的名字、任期以及他们的圣骑士。东侧同样矗立着九根柱子，上面刻着十年以来山东巡抚以及其代表的名字，任期以及胶州和即墨的地方官。
    每个底座上都有三个名字，即总督本人以及两位在其摄政期间起过重大作用的人士。本人谨以此作为一份对殖民地居民身份最诚挚的感谢，并诚邀青岛各界人士参加11月14日（星期四）上午11点“胜利大道”的揭幕仪式……”
    当时出版的《青岛新报》对这座纪念设施的落成也进行了报道，虽然该报的评论认为“这件事情滑稽可笑”，但是对毛利设立这座纪念碑的初衷却予以了充分的肯定，并希望他美好的愿望能够得以实现。毛利的倡议也得到了回应，因为“许多先生和女士出席了昨天为18座纪念柱揭幕的小型庆典。海军乐团还为毛利先生提供了演出，随后主办者恭祝我们的皇帝和殖民地万岁”。
    关于纪念碑上的德国名字，波恩大学地理学院的马维立教授曾进行了详细解读：单威廉，1897—1909年任中国事务委员；卡尔·施密特， 1899—1914年任山东矿业公司经理，并兼任山东铁路公司商务经理；锡乐巴，约在1899—1907年任山东铁路公司技术经理；工兵上尉缪勒，在1898—1908年是负责建造防御工事的工程军官；和士谦，信义会的传教士；戴姆林在1898—1901任德国海军测量分遣队主管,负责绘制租借地土地地形与测量；花之安，同善会传教士，1898年来到青岛，1899年去世；托马斯，1898—1901年为首任林务官；迪佩尔医生，花之安（华人）医院院长，1900年12月来到青岛，直到1905年1月，1907—1908年又回到青岛；莱尔舍，海军医生，1898—1902年任野战医院首任院长；海恩尼格，1900—1906年任青岛德国邮局局长；克鲁森法学博士1902—1914年任大法官；哥克，沧口德华缫丝工业公司经理；罗尔曼1902—1907年任港口建设局长；施迪克弗特，维林公司工程师,1899—1909年负责建造大港。毛利把这些名字镌刻在纪念柱上的意图也非常明显，他希望用自己的方式为青岛十年来的发展进行纪念和小结。
    从当时每年出版的通讯录上看，建筑师毛利在来到青岛之前就已经结婚，并有一儿一女。根据马维立的考证，毛利的儿子康拉德在1920年之后，曾作为德国著名企业拜耳公司的代表常驻汉口。
    在早期的青岛，土地往往是投资和交易最频繁的东西。从当年的地籍图上看，毛利在青岛竞购的第一块土地在莒县路与湖南路的路口。据1902年8月的地籍图显示，他在北京路又购买一块地和一栋房子。相邻的地块在1902年初还属于纳格勒（Nagler），不过到了年底也归到了毛利的名下。此后毛利又竞得了栖霞路上建造“胜利大道”那块坡地。毛利曾经住在那里，通讯录并没有给出明确的信息，或许在莒县路2号那座至今保存的公寓里，抑或在北京路上早已拆除的事务所里，今天我们已经无法准确地获知了。
呼吁抗日百折不回
    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的统治之后，毛利向新成立的民国政府提出了申请，他希望除了保留德国公民的身份，同时能够成为中国公民，并得到一本中国护照。这似乎并不算是个无聊或者古怪的想法，因为在当今承认双重国籍的国家，已是件司空见惯的事情。但在当时，毛利的举动更多给人的看法是，“这个神经病怕是已经不可救药了”。 1914年11月，日本占领青岛，多数成年的德国男子都被当作战俘分批羁往日本，许多人甚至是以莫须有的原因就被日本军事政府逮捕。因为患有精神病的原因，毛利没有参与战争，因此他成了少数被允许留在青岛的德国人。就在这个惶恐不安、人人自危的年代，1917年，毛利却在公开的场合下抨击日本当局在青岛所奉行的政策，这一不合时宜的举动，也让毛利很快被日本当局驱逐出了青岛。离开之后的毛利去了哪里，我们还不知道，但是资料记录下他在1922年7月再次与青岛日本当局的冲突。毛利呼吁青岛的人们拿起武器把日本人赶出青岛，而日本人则指控毛利正在危及青岛平稳过渡的和平。这大概也多少应允了章士钊先生的一句名言：“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
    1922年12月，中国接收青岛主权之后，毛利回到了青岛。这一次他没有再离开，在这座饱经磨难的城市静静地生活了10年之后，1931年6月6日，毛利在青岛过世。
    2009年年初，部分史学爱好者组织了一次对毛利的“胜利大道”的考察活动。与研究者们预料的一样，毛利的“胜利大道”已经没有任何东西留下，现址福山路16号，已经被一座20世纪30年代风格的近代公寓式建筑所取代。 1944—1946年，曾在福山支路居住的马维立回忆道：“那时候我只有10岁，因为住的较近，所以我曾多次沿着福山路走过。左侧（北侧）已经有房屋建在山坡上。前面一所房子的花园里立着一座毛利‘胜利大道’遗留下的雕塑，显然它已经成为一件私人装饰品，这很可能是‘胜利大道’最后所留下的。 ” □王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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