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小本式明信片

　　图：商务印书馆小本式明信片封面

　　图：张元济先生和商务印书馆编译所

　　张伟

　　展现商务印书馆工作场景的明信片本就少见，成册装订的小本式明信片就更为稀有了，近日竟有幸觅到一册，不由浮一大白。不敢私赏，正好今年是商务印书馆创立120周年，谨以此文作为小小纪念。

　　明信片这一邮政载体发明于19世纪60年代末的欧洲，大约十多年后，这一新颖别致、方便实用的通信用品就传到了中国，并得到了社会各界，尤其是中上层人士的广泛认可。清末民初，明信片的寄发收藏已成为一种时尚，蔚然成风，略作统计就能发现，从苏曼殊、李叔同、胡适、郁达夫，一直到蔡元培、张元济、毛泽东、周恩来，很多文人雅士、政坛精英都有这种特殊喜好。而在近代中国的出版机构中，商务印书馆对明信片这一舶来品种可谓情有独钟，发行既早，数量也多，在众多同业中称得上一枝独秀；它发行的明信片甚至走出了国门，在历届世博会上都有展售，弘扬了中华文明。

　　这册小本式明信片，全本12枚，另有彩色封面，装订一册，小巧玲珑，惹人喜爱。明信片展现的画面更有惊喜。编译所场景的有三枚，占了大头，其中一张为编译所图书馆内景照。这个图书馆就是大名鼎鼎的涵芬楼。商务印书馆原由编辑工作需要，续有书刊购置备查。至1905-1906年间，由蔡元培介绍，购得绍兴徐氏熔经铸史斋全部藏书，渐成规模，遂聘目录版本家孙毓修主其事，1909年定名涵芳楼，次年底改称涵芬楼。此时尚属于内部性质。后陆续“收有秦汉十印斋、小闻斋、持静斋、意园、艺风堂、密韵楼以及天一阁等著名藏书楼、版本家散出之藏书精品多种，……其规模为亚洲之冠”(汪家熔　《涵芬楼和东方图书馆》，刊1997年8月5日《读者导报》)。“商务”董事会遂决定扩大规模，建立一家具有公共文化设施意义的图书馆，议定拨款11万元，在闸北宝山路修建一座四层楼的钢筋水泥大厦。1924年建成，命名东方图书馆，1926年“商务”建馆30周年时正式向社会开放，“读者只需花二个铜板的入门费，便可以在开架的书架上任意选书阅读，整天流连”。(陈江《东方图书馆———文化宝库和学者的摇篮》，刊1996年12月11日《中华读书报》)至1930年更开放外借，造福社会。东方图书馆藏书约50万册，收藏之富、之精，当时在中国在远东均名列第一，很多年轻人当年都将这里视为一所社会大学，在此勤奋苦学，有的日后成长为知名学者。这样一座文化宝库，却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被日本侵略者投掷炸弹，纵火焚烧而毁于一旦。当天纸灰飞扬，弥漫上海天空，从闸北一直飘落到几十公里外。编译所图书馆这张照片摄于清末，为我们保留了难得一见的涵芬楼内部场景。

　　另一张编译所内部照片更有意义。这是一张办公照，一间宽大的办公室，伏案工作的职员不下二十人，其格局和今天的出版社没什么两样，只是办公桌椅和案头文具都是旧式的。由于室内人员都在伏案工作，反衬之下，中间唯一站着的那人颇显突出，仔细辨认，原来就是时任编译所所长的张元济先生。张元济1902年加入商务印书馆，后接替蔡元培出任编译所所长，长期主持“商务”工作，尤其在编译出版方面费心尤多，可谓“商务”的顶梁之柱。编译所是“商务”的核心，张元济也长期在此办公，以我的孤陋寡闻，张元济和编译所成员以如此的形式集体亮相，这样的场景，以前似乎从未发现过。今年既是“商务”创办120周年，亦为张元济先生诞生150周年纪念，这张照片的重新浮出水面，自然有其别样的意义。

　　印刷所和编译所、发行所都成立于1902年，它们一起并称为商务印书馆的三大业务部门。“商务”最初就是以印刷起家的，成立印刷所后，在纸型、珂罗版、铜锌版、影写版等近代印刷方面不断引进外国先进技术，与时俱进，走在了国内出版印刷业的前端，很好地配合了编译和发行业务，共同支撑着“商务”砥砺前行。在这本小册中有两枚明信片和印刷所有关，其中一张名为“印刷所绘图科”，但其工作场景今天的人很难看懂，因为画者并非在纸上绘图，而是在一块块厚厚的石板上绘图。其实这正是石印，1900年前后风靡上海滩的一种主流印刷技术。所谓石印术，是指在石板上印刷的技术，由德籍捷克人阿罗斯·塞纳菲尔德于1796年发明。经过革新改进后的石印技术能任意将图文放大缩小，且省去了雕刻字型的中间环节，解决了不规则图形和特殊符号的印刷难题，操作简便，省时省钱，大大解放了生产力，受到市场的欢迎。石印术也因此成为贯穿整个19世纪的主流印刷方法之一。至迟于19世纪20年代末，石印术就开始影响中国。开始只是为传教士传教服务，1878年，申报馆老板、英国商人美查创办点石斋印书局，用石印技术印制中国传统古籍和《点石斋画报》，大受市场欢迎，开创了新纪元。点石斋将石印引入商业领域大获成功之后，跟风者迅速涌现，其后开设的石印书局如万马奔腾，从1880年至1910年的三十年间，仅上海一地发行过石印书刊的出版机构就在二百家左右，造就了石印业的黄金三十年。商务印书馆的这张印刷所绘石照片，正提供了一个鲜明例证，虽然即将进入民国，在“商务”这样一个中国最大的印刷出版机构，石印也仍然是一种不可忽视的主力印刷技术。

　　这本明信片中还有一枚是我感兴趣的，即“商务”附设尚公小学校的学舍照片。“商务”是以编辑发行教科书起家的，据统计，在清末民初几十年间全国书籍营业额中，“商务”长期占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份额，名副其实地坐上出版业的第一把交椅，并最终形成“商、中、世、大、开”(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的业内平衡，而这一排名次序正是依据其发行中小学校教科书数量的多寡。“商务”创办人是一批精明的商人，但他们并非赚上一票就撒手走人的商人。在他们的抱负中有着开发民智的愿望。根据文献，1906年清政府学部第一次审定初等小学教科书共计102种，由民营出版机构发行的有85种，其中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就有54册，占总数的63.5%。商务印书馆在教科书方面的成功，得益于企业先进的理念。“商务”在编印出版教科书的同时，也尝试培训师资。1905年8月20日，“商务”当局拨经费8千元　(开办费3千元，经营费5千元)于文监师路文昌里开办师范讲习所，由武进严保诚任校长，蔡元培、张元济等大家均出任教职。第一期招学生46人，讲学非常严格，半年后毕业者仅36人。接着续办第二期，经费增加到9千元，招生60人，毕业48人。为给师资有实习的机会，第二期起还附设了小学，将与教材配套的教学方法等直接应用于学校的教学实践，从而及时得到信息反馈，进行修正，从而确保“商务”教科书的长久生命力。1907年师范讲习所停办，但附属小学却正式开办起来，并正式命名为尚公小学，先后由徐念慈、徐宗鉴、蒋维乔、庄俞、吴研因等名家出任校长，上海教育界也因此诞生了一所著名的品牌学校。该校以学生成绩优异，教学质量高而闻名于上海，真正实现了张元济“以出版扶助教育，以教育促出版繁荣”的理念。面对这张“尚公”的校舍照片，不由让我们对一百多年前筚路蓝缕，执着前行于教育文化之路上的前辈们充满了钦佩之情。

　　最后，想猜测一下这本小本式明信片的发行时间：从图中人物的服饰打扮来看，照片显然都摄于清末，而封面绘画又明显是民国景色，因此，这本邮政明信片册当发行于清朝结束，民国初建之时，至今已逾百年。彼时，明信片发行已司空见惯，而装订成册，以小本形式示人尚属稀见，且“商务”的这套小本式明信片为“制赠”版，数量必少，传存至今，甚为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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