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仍位列第一

近年，中国经济正在经历其进入中等收入经济体后与其他国家相同阶段类似的增速下调，国际上借此兴起一阵“中国经济崩溃论”——这种极度悲观的看法显然是非理性的。

全面考察后，笔者认为仍可形成如下乐观取向的判断：对于全世界各主要经济体而言，中国的经济增长空间及发展机遇仍然是位列第一的。作为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市场潜力和经济增长潜力之所在；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带头羊”、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领头雁”，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高科技化等历史潮流，中国的增长空间会给全球经济发展提供一系列的机遇。

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后，中国社会还会历经多种演变

当前中国要认识、适应和引领的新常态，是一个新发展阶段上合乎规律的必然到来。中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的经济增速放缓过程中，近期整体市场预期已经开始向好的方向转化。

可以认定，我国已经告别了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两位数的高速发展阶段。回看历史，中国经济最后一次保持两位数增长，是在成功抵御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之后的2010年。正是在那一年，中国确切无疑地以人均GDP4000美元坐稳了中等收入经济体的位置。从世界范围观察，2010年后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新阶段到来，这种演进路径完全符合一般经济体的发展规律，这是新常态的“新”之所在，是直观的现象。总体来说，各个经济体在步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其相对应的经济增长不可能在高基数上继续保持高速，在合乎逻辑和一般经验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长也转入中高速。

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后，中国社会还会历经多种演变。比如在中等收入阶段，按照理想的意愿和可能性来推断的话，要把整体社会发展中的社会结构形状变为“橄榄型”或者“枣核型”，通俗地说就是不断培育和发展中等收入群体，让该群体变为社会群体中的主体。虽然有上述愿景，但现实的情况是：从不同的收入群体分布来看，中国当下社会结构总体而言却是与“金字塔型”类似。

对比理想目标和现实情况后会发现，现代化取向下需要进一步努力奋斗的路径是：把社会结构的两头逐渐变小，同时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

为实现上述目标，在具体推进中还需依赖全面改革的攻坚克难和各项具体措施的推进，必须打造升级版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以及提高经济中高速增长的整体质量。

从发展的趋势、宏观经济整体态势来说，中国的发展一定能够避免所谓“崩溃”与“断崖式下跌”

阐述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历史背景以及现状，综合考察后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中，手里依然握有诸多“好牌”。从“事在人为”的积极取向来思考，应该更多看重机遇；从发展的趋势、宏观经济整体态势来说，中国的发展一定能够避免所谓“崩溃”与“断崖式下跌”。

一方面，中国经过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超常规发展，目前真实城镇化水平（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还只有41%，工业化全国总体而言处于中期水平，信息革命大潮却又方兴未艾，这提供了发展的机遇与继续得到“后发优势”的可能。

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中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民生改进、服务业发展、公共工程等具体事项，对应的是大量的有效投资，而现在中国正积极推进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机制，实际上是把符合条件的国有企业、资本实力业已雄厚的民营企业一起拉到和政府合作的范围内，用政府之外的或者说不是政府直接支配的社会资本来一起做公共工程，做民生改进硬件支撑以及产业新城、综合新区的连片开发。这些也是发展机遇之所在。这些会在中长期支撑中国发展的后劲和升级版的打造。

若对这类项目稍做考察与选择，会发现可做之事比比皆是。如，中心区公共轨道交通体系的建设与升级，各种各样功能区的开发与改进、生态环境的保护，新老中心区建设中诸如综合管廊、立体停车场以及“海绵城市”、“智慧城市”等概念下的各类项目。

中国增长空间对于全世界各个主要经济体来说，仍然是排在第一位的

此外，从投资、消费、贸易视角做实际观察、市场调研，可知中国增长空间对于全世界各个主要经济体来说，仍然是排在第一位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市场潜力之所在。

总之，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现在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宏观经济的走势要继续完成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整个过程，打造升级版、提高增长质量，必须匹配好在深水区“攻坚克难”啃硬骨头以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改革。在发展的过程中，往前走确实会面对一些不确定性。

对于全球的投资者来说，如果只看到短中期三年左右视域之内的不确定性，而未认清三十年长期视域之内中国攻坚克难走向现代化的确定性，可能会弱化自己的准备意识，而错失参与并共享中国这一方兴未艾大发展的历史机遇。

贾 康 介 绍

现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中国财政学会PPP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曾受多位中央领导同志邀请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数据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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